孙葆元时下有一些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电视剧，将那个年代的生活拍出了唯美的感觉。但宋朝却并不是唯美的。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华词美句，而是对一个朝廷有的放矢的告诫。那个朝代正是被当代视为“清平乐”的朝代，旖旎香软，笙歌曼舞，后宫争宠。“忧”是何忧？所有的社会焦虑都被一片芳菲覆盖起来。宋朝美的主流是忧患下的美，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而不是“小院香径独徘徊”的病态美。后人常说宋风婉约，即使婉约的词也是怀念故国“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的哀婉，透着收复山河的壮志，应该是宋风的主调。范仲淹的“忧”，既有边患之忧，也有国家治理之忧。宋朝的繁华始终是在契丹和西夏阴影下的繁华，它的世风之美有时也是一种病态的美。就以宋仁宗赵祯时期为例。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他也想励精图治，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局。康定元年()，西夏的元昊开始不安分起来，大举犯境，西夏军攻破陕西延安西北的金明寮，直逼延州，宋廷急调援军万人抵御，却被西夏军困于三川口，惨遭重创。这次败绩，无论是军威还是朝廷面子都一败涂地。宋军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伺机找回面子，康定二年()举二十万重兵攻取西夏的渭州。狡猾的元昊见宋军来势汹汹，晃了一枪，诈败而逃。宋军认为出气的机会到了，乘胜追击，追到宁夏的好水川，陷入西夏军的埋伏，大败而归。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想罢战都罢不了。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又发重兵攻打宁夏固原，宋军急忙招架，派大将葛怀敏提军应战。西夏军故伎重演，引诱宋军至固原西北的定川砦，突然切断宋军归路，前面退却的西夏军回头猛扑。这一仗，宋军死九千四百余众，葛怀敏和十六员大将战死疆场，西夏军乘势直抵甘肃平凉，大掠而归。大宋与西夏之战打了三年，这样一副局面有什么“清平”，还有什么“乐”？宋仁宗内心是焦虑的，关陇大战，军费耗费巨大，他更担心的是东北边陲的辽国，倘若夏辽联合，后果更不可设想。没奈何，只有“议和”。元昊打赢了战争，却失去了大宋给予的市场经济，物资匮乏，难以为继，也同意“议和”。两个“议和”却“议”出了不同的味道。宋仁宗被迫承认元昊为西夏“国主”的地位，每年供奉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还不算其他佳节的馈赠。一个大国，“岁贡”实在有辱颜面，那个和约就玩起了文字游戏，叫“岁赐”。岁贡也好，岁赐也好，都是拿出东西送给人家。“岁赐”是大宋的外交传统。往前推三十八年是宋景德元年()，当年辽军犯境，攻破河北清丰，劲旅直逼澶州。面对着进犯，宋真宗竟想迁都南逃，一群大臣附和着，都不想抵抗。只有寇准力排众议，督促真宗亲征。结果却是反转的现实。宋军在皇帝的激励下三军用命，一举陷辽军于死地。在澶州城上观战的宋真宗亲见辽师大败，心里仍然惴惴然、惶惶然，本是一场胜仗，却与辽师签下《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世的史学家称：这是以“金钱换和平”。以金钱买和平，这个朝廷尊严何在？没有尊严，何美之有？范仲淹看透了朝廷方方面面的孱弱，从西北战场上回来，怀揣强国之梦，于庆历三年()推行了北宋政治体制与经济体系的改革，一举推出十条措施：明黜陟，是讲要重新审定百官的业绩，严格考核，以实效论绩，提高行政效率；抑侥幸，是限制大官僚的“恩幸”特权，革除滥赏，减少冗官；精贡举，力推改革取士制度，选拔人才应该先德行，次艺业，正教化，育人才；择官长，即严格选拔地方各级官吏，以社稷安危衡量官员的作为，要求官员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均公田，这是一条对官员的赏罚措施，按官员等级给予“职田”，责其廉洁，天下政平；厚农桑，鼓励各地兴修水利，行劝课之法，救水旱，丰稼穑，增国力；修武备，这是农兵合一的举措，在京畿及其附近地区招募民兵五万，辅助正兵，捍卫朝廷，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减徭役，撤并州县，以此减少官员，降低行政成本，减轻农民负担；覃恩信，是强调政令贯通，坚决贯彻朝廷颁布，不许地方打折扣以换取民众的信任；重命令，是强调朝廷旨诏的权威，令行禁止，严惩失职官员。十项举措，掷地有声，是范仲淹治国的精彩。然而，细细思量十条措施的背后，不正是那个社会痼疾之所在吗？正是那个痼疾让社会进入病态。这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上有宋仁宗许可，高层有宰相杜衍支持，范仲淹身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周围还有欧阳修知谏院，以及富弼、韩琦等人，全是当朝精英，然而“新政”还是失败了。大地主阶层的代言人夏竦一句范仲淹、欧阳修“党人”就轻松地击溃了这次改革，“重命令”之患不幸被范仲淹言中，而且覆辙就发生在自己身上。足见权贵阶层势力的强大。如此北宋，何美之有？北宋王朝不是积贫积弱的软弱，而是治国的指导思想出了偏差，温香软玉，缺乏风骨，梦想强国却惧怕强兵。因为从太祖赵匡胤时代就靠强兵窃国，怕前史重演，防将军谋反甚于防敌寇入侵，一直是文官治军，始终繁荣在北方夏辽铁骑的阴影里。北宋没打过几次像模像样的胜仗，靖康之后倒是以岳飞为首的抗金派表现出军事上的硬度，却让投降派之手掐灭于“莫须有”，让人欲赞无辞。清人王夫之评论此朝：“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鹜，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他的意思是说，人才升降，国家施治，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能坚持一整年，就造成官员无法适职，民众无法适从，天下如同惊鸟，伸脖举足，始终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是大概可以想到的了。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稳定性。所以他说，“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留下的只有凄美的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