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裁者黄远辉，专注人文历史，质量标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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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苏东坡买房》，是替苏东坡算经济账的，账目细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读：
苏东坡正式迈上仕途——去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那时候，苏东坡才25岁。此时，苏东坡每月薪水20贯，此外还有亩的职田。
所谓职田，就是朝廷为了让地方官衣食无忧，专门划拨给他们的耕地。把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在贯左右。把薪水和职田加起来，苏东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意味着他存上8年积蓄，就能在京城买一所花园住宅。
但是苏东坡没有买房，他和他的妻子王弗、儿子苏迈借住在凤翔府学，直到三年以后调离凤翔。苏东坡为什么不买房？因为他把自己的收入都用来替父亲还债了。
宋仁宗熙宁四年，苏东坡被调到杭州任通判，月薪涨到0贯，职田增加到亩，年收入在1贯左右，稍微攒上几年钱，买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苏东坡仍然没有买房，不是不想买，是钱不够。年收入那么高，为什么钱不够？因为他的开销太大。
再后来，苏东坡去密州做官，薪水又涨了一次，年收入已经超过了贯，还是没有买房。这时候他已经还清了父亲欠的债，积蓄也相当可观，但他似乎对房子的兴趣不大，总是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苏东坡最窘迫的时候，他规定：每天花销不能超过一百五十文。按照当时的物价，相当于我们现在数十元人民币。具体是这么操作的：每个月的月初，苏东坡就拿出四千五百文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一天用一份。若是哪天有节余，就存进一个大竹筒做的存钱罐里，留着招待客人。
《东坡志林》载：“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就是一杯酒，一块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三倍于此），可损不可增。”
三、起步即巅峰
苏东坡的人生，跟历史上其他文人不大一样，并没有苦兮兮的漫长的公务员考试之苦，其才华横溢，起步即巅峰。
苏轼（东坡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给自己起的号，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叫他苏轼）凭借《刑赏忠厚之至论》《御试制科策》两篇高分作文登上北宋政坛。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根据《孔融传》杜撰典故，被欧阳修点为第二名。他在《御试制科策》中，提出了“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的边疆对策，考中第三等。
第三等是什么水平？熊逸老师指出，在宋代，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等级，第三等才是实际上的第一等。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到第三等，所以苏轼的这个成绩算是破了当时的纪录。
我们顺便说说宋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嘉祐元年（公元）八月，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开封府在景德寺举行的乡试，因为是秋天举行，所以也叫秋闱，又称解试。哥俩都轻轻松松中举，苏轼名列第二。
嘉祐二年（公元年），苏轼、苏辙哥俩参加省试，也就是礼部试。礼部试在京城举行，由尚书省的礼部主持，也称省试，后世称会试。
礼部试三年考一回，中间加塞考试的就叫“加恩科”。礼部试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所以又称“春试”，也叫“春闱”。省试和解试的时间、场次、内容是一样的，但是难度翻倍，省试合格称贡士。贡士经过殿试关即成为进士。在宋代，只要是参加科举府试的考生，无论考中与否，统称为“秀才”。只有通过了乡试的人，才能称为“举人”。
最后一关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总体来讲，解试是初选，省试最关键，殿试走形式。
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中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
宋代科举最重进士科，考诗、赋、策、论，试题多出于经、史、子等典籍，要求举子既要能读，又要会写。应举的士子，“日夜孜孜，专以赋、诗、论、策为事”。
我们还是重点说说苏轼、苏辙哥俩的这次省试，因为这次省试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省试十分隆重。天下举人皆到京城应试，一起受皇上接见，总数不下三千人，被称为“群见”。
嘉祐二年（公元年）正月初六，苏轼和苏辙进场。除了他们，还有章惇、章衡、张载、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王韶……其中，曾巩和曾布是兄弟，章衡和章惇是叔侄。章衡是叔叔，但是年龄比章惇小。
我们再来看科考名目，明经科是专门研究经典的，明法科是专门研究法学的，加恩科是格外开恩录取的。此外还有一个“制科”，已经做官的可以考，普通举子也可以考，只要是重臣举荐过来的，都可以参加考试，主考官是皇帝。制科是不定期举行的，皇帝下诏就行。苏轼、苏辙哥俩考中进士后，过了三四年，都参加过制科考试。
苏轼参加省试被点为第二名，其实他有机会得第一名的，这跟主考官欧阳修有关。欧阳修看到苏轼的卷子，觉得不错，认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就犹豫要不要点为第一名。万一把这份考卷点了头名，发现真的是曾巩，就有徇私的嫌疑。欧阳修犹豫再三，把这份试卷放到第二名。结果，这份试卷不是曾巩写的，是苏轼写的。就这样，苏轼和第一名失之交臂。
欧阳修后来找出苏轼的文章一读，惊叹不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这次省试，苏轼还留下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gāoyáo]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yòu]之三。”梅尧臣判卷的时候，死活想不起出自哪个典故。后来，苏轼入朝做官，梅尧臣问苏轼：“你那个皋陶杀之三、尧宥之三的出自哪个典故？”
苏轼回答：“在《三国志》的《孔融传注》中。”
梅尧臣查来查去还是找不到出处，苏轼这才解释说：“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zhēnfú]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孔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后汉书·孔融传》原文：“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与，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苏轼的这个典故，显然也是他自己想当然耳。这让饱读诗书的欧阳修、梅尧臣惊叹不已！
这次科举，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章惇、章衡均考中进士，但是章惇一看小叔叔章衡考上了状元，自己屈居其下，扔掉敕诰回老家了。又过了两年，嘉祐四年（公元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
章惇就是这么有性格，人长得也好看，又有才，喜欢搞服气辟谷，瘦瘦的，显得特别仙风道骨。他开始和苏轼是朋友，后又称为苏轼的仇人，对苏轼进行大肆打击。
唐宋八大家，这次上榜的有三个：苏轼、苏辙、曾巩。
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就非常感慨：“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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