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二十四万箱珍宝之
乾隆“瓷胎掐丝珐琅山水人物大盘”
——黄梦笔著——
清朝乾隆年间的“瓷胎掐丝珐琅山水人物大盘”，也可以称作“乾隆掐丝珐琅五彩加斗彩大盘”、“乾隆珐琅彩大盘”、“乾隆五彩大盘”、“乾隆斗彩大盘”、“乾隆釉里掐丝珐琅釉上洋彩加斗彩大盘”、“乾隆掐丝珐琅彩白地山水人物大盘”、“清高宗珐琅月白地山水大盘”、“掐丝珐琅山水人物赏盘”、“郎世宁桃源人家图卷”等等。此件器物为清高宗御书房所使用的观赏盘或果盘，通高4.2厘米，口径为33.5厘米，底径21厘米，净重克。“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山水人物盘”，并非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而是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为乾隆皇帝烧造的，大约烧造于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年间。此件大瓷盘的烧造方法，与雍正的“金骨瓷掐丝珐琅乾坤笔筒”基本相同。根据乾隆皇帝本人的要求，郎世宁复制了其在雍正元年烧制笔筒时所绘的“千里江山锦绣图卷”其中一景。、胎土表面釉层是国产白珐琅料，盘内则使用国产的月白色釉料，圈足底部落款是粘贴好剪纸后用笔将釉料刷上去的。“桃源人家图卷”是郎世宁遵照乾隆皇帝本人要求对“千里江山锦绣图卷”进行进行复制的，底足的落款为“乾隆年制”红料款，三楷一篆此落款为仅见。
内务府造办处的宫廷工匠，先拿金丝银线编织出骨架，然后将胎土涂抹到骨架上面再进行塑形，胎土里面添加了少量金沙和银末（也可能是金、银、铜线在高温下熔解析出所致）。塑形好之后，再上釉入窑烧制出素器来。盘面上的“桃源人家图卷”，为宫廷画师郎世宁亲手绘制。郎世宁为意大利米兰人，生于年，卒于年，是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接到宫廷造办处送来烧制好的素器后，用白珐琅釉把素器表面完全包裹起来，运笔勾描出景物图样，将被染成各种色彩的金、银、铜、锡、铅等金属丝线，一根一根地掐入白珐琅釉里面，掐出“桃源人家图卷”景物的图样来。为了防止入窑烧制时金属丝线会翘头，还以极细密金丝编织而成的金丝网和一种盐白色的丝网（目前还不清楚该丝网的材质是什么，初步推断是珐琅。）按照需要进行剪裁后，覆盖到由金属丝线掐出的景物上面，入窑进行烧制。使用小喷壶把金粉和各种浅色彩料，一点一点慢慢吹到丝网上面，等到干了之后再提笔补色重新入窑烧制。经过多次反复入窑烧制后，运笔蘸上釉料，又重新对画面补色再度入窑烧制。但是盘子的烧造还远未结束，以剪窗花方式裁剪纸片粘贴在底部，拿小刷子蘸红釉料刷到纸片上面，在底部刷出“乾隆年制”款，又再一次入窑烧制。经过最后的审查，发现画卷上面还有缺漏，于是又重新补笔添彩入窑烧制，至此这件乾隆皇帝御书房使用的大盘才正式宣告烧制完成。有人说是九次入窑烧，还有人说是十三次入窑烧，笔者对此说法也并不反对。因为笔者也很伤脑，实在数不出来入窑烧制的准确数次，笔者可以清晰数出来的入窑烧制次数至少是八次以上。笔者不知道各种珐琅彩釉是否也需要单独烧制。如果需要单独烧，那么此件大盘入窑烧制的次数，恐怕二十次都挡不住。除了各种珐琅彩釉外，整个大盘表面的釉层全都是珐琅白釉，珐琅白釉分失透和半透明两种。一般珐琅都是拿来画景物的，使用珐琅来烧制整件器物胎体表面全部的釉层，仅见于雍正和乾隆御用器。而且珐琅釉层居然还没有出现任何小开片，估计有可能是与整件器物表面釉层都是珐琅白釉有关系，也可能是与烧制时如何控制窑炉温度的高低有关系，这一秘密仅有郎世宁一人掌握。
制作“金骨瓷胎掐丝珐琅”技艺，最早就是由郎世宁在康熙末期至雍正初年间发明创造的。说是郎世宁发明创造的也并不太准确，郎世宁是根据景泰蓝的制作方法，又结合了西方油画的技法，将铜胎掐丝珐琅制作工艺给移植到瓷器上面，创造出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技法。使用小吹管来喷珐琅釉，最早也是由郎世宁发明的。雍正时期，养心殿造办处工匠胡大有以及宫廷画师戴临、贺金昆、鄒文玉等人，掌握了使用小吹管喷珐琅釉的技法，他们都是由郎世宁授教的。但是也仅限于吹管喷珐琅釉方法，郎世宁似乎并未将如何把金丝银线嵌入珐琅釉的技艺教授给戴临、贺金昆、鄒文玉这些画师。目前仍未发现由戴临、贺金昆、鄒文玉等人绘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估计是郎世宁从意大利随身携带的材料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用来进行大批量的烧制瓷器。雍正时期绘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在景物的重彩部位，郎世宁通常会嵌入五至六层金丝银线。可是到了乾隆时期，郎世宁在景物重彩部位所嵌入的金丝银线，就大幅降低到一至两层而已，表明郎世宁随身携带来的金丝银线应该已经接近告罄。画珐琅彩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那些研究员都认定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御用器，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文献记载，乾隆六年曾将四百多件画珐琅彩瓷器集中于端凝殿以红木匣包装封存。如果是皇帝御用器，这种行为本身就令人感觉有点匪夷所思，不拿来使用想留着下崽么？作为皇帝御用器，根本就不可能离开紫禁城宫门。可目前在日本、英国、瑞典等国家，均都发现了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所烧造的画珐琅彩瓷器。因此笔者判定画珐琅彩瓷器并不是皇帝的御用器，而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专门为馈赠外国使节所烧制的国礼。画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诗句就是证明，所谓的诗句确实够湿的，都湿得有点发霉了。所题的诗句，读起来既拗口又别扭。无非就是酸秀才调书袋充门面，用以彰显大清帝国皇帝的文冶武功罢了，题写的诗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从制胎到上釉再到掐丝，整个烧制过程都是在宫廷造办处内完成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本人甚至还参与制作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所以才有了“雍正御制”、“乾隆御制”此类的落款。
根据清史《内务府造办处做成活计档》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部那些研究员寻找到了关于“景泰蓝”的明确记录，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景泰蓝”和“仿景泰蓝”是两种物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景泰蓝器是各种“铜胎掐丝珐琅器”的总名称，而“仿景泰蓝”则是指“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身为研究员，居然分辨不出“景泰蓝”和“仿景泰蓝”两者之间的区别，这简直就是故宫古陶瓷学术研究的一种耻辱。虽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就是仿造景泰蓝烧造出来的，可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景泰蓝的烧制，是在制作好的铜胎表面进行掐丝，然后填上珐琅彩入窑烧制，再经过仔细打磨而成。可“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则是在烧制好瓷胎素器表面施珐琅白釉（部分器皿在珐琅白釉下面先加一层石灰釉），将金丝银线嵌入珐琅白釉里面，粘贴上剪裁好图样的纸片，上面覆盖细密的丝网，用吹管把薄珐琅釉、金彩、浅色釉等依照顺序一层一层往上喷洒，取下丝网和纸片后再运笔润色，补上底足落款了，最后才入窑重新烧制而成。除了釉中彩，又有釉上彩。可以说是将五彩、斗彩、粉彩、金彩以及珐琅彩等等，全都汇集于一身。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远比铜胎掐丝珐琅的景泰蓝难度更大，技术含量也更高，耗费的时间也更长。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可抵半个故宫的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以制作成本而论，“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是世界陶瓷史上所生产的最为昂贵的古代艺术品。略大一点的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其生产所需要材料的成本，即便按现代的价值来折算，仅材料就接近百万之巨。小一些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其材料也需要数十万。只有坐拥天下财富的皇帝，才能不惜血本地生产制作如此豪侈的艺术品。当时大清国内务府所使用的珐琅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比黄金还昂贵约30%左右。而这个“桃源人家大盘”所使用的珐琅彩料，基本上都是采用国产料。清宫《做成活计档》记载:雍正六年“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共九样。新增珐琅料软白色、秋香色、浅松色、黄绿色、藕荷色、浅绿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以上共九样。”宫廷内府提炼成功的国产珐琅彩料，在乾隆早期得到广泛应用。
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宫廷内务府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一些瓷器表面的部分景物和人物，都采用由郎世宁设计出图样直接从国外订购法琅纸了，粘贴到胎釉上面进行烧制的。笔者并不了解二百五十年前至三百年前法国或意大利生产珐琅金属画的整个流程，可能是生产商接到客户设计图样后，在模板上雕刻出图样来，将各种金属粉末以及各种金属丝线填进模板的图样中，铺上一层珐琅材质的细密丝网，再压一块模板入窑烧制，经过高温烧制之后，由金属粉末和金属丝线构成的图样粘贴到珐琅材质的细密丝网上面，便形成了珐琅金属画。但这仅是笔者个人的一种推测，不一定准确。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众多教堂装饰材料中，是否存在同一个时期类似的珐琅金属画，笔者也不知道。对宫廷画师来说，绘制陈设对瓶上面的人和景物，追求的是越接近一致越完美。可事实是做不到的，绘制的时候无论再怎么精心细致，完全相同的两幅绘画，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差异。如果不是借助于西方国家这种半工业化产品，简直无法想像郎世宁是如何做到让陈设对瓶上面两幅绘画完全一致的，就连人物眉毛的粗细、大小、长短以及断点都相同（也有个别对瓶差异比较大，比如胎釉存在缺欠的地方，郎世宁会在这些地方多添一朵花或两片绿叶。）。除了雍正早期的几件瓷器由郎世宁本人亲手掐丝外，雍正后期和乾隆时期所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郎世宁基本上都采用这种西方半工业化产品来烧制，这可以大幅降低烧制的难度。由于要先设计图样发往国外生产商，外国生产商拿到图样后再烧制珐琅金属画，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因此烧制出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来所要耗费的时间却不一定会缩短。
笔者至今收集到24件乾隆时期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瓷器上面的绘画均都由宫廷画师郎世宁精心绘制的。其中圈足底部落款为“大清乾隆年制”的有19件，落款为“乾隆御制”的有4件，“乾隆年制”红料款仅有1件。乾隆时期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烧制的“金骨瓷掐丝珐琅器”，有少量的瓷器仍使用国外进口珐琅料，大部分瓷器则使用国产珐琅彩料。国产的珐琅釉料，是怡亲王和工匠柏唐阿、宋七格于雍正六年七月一起研制出来的。由于研制出来的国产珐琅釉料，存在某些技术缺陷，因此很容易判断出珐琅釉究竟是进口还是国产的。
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战败撤退台湾岛，精心挑选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十六万箱珍宝装运上船撤离中国大陆。可到达台湾时，只有二十二万箱60万件，其余的二十四万箱珍宝途中丢失了，从此下落不明。这仅是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通常都注有水分。因为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总数量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不可能冒出四十六万箱来。笔者推测实数应该是四千六百箱，运到台湾的是二千九百七十二箱，解放后运回北京的有一万余箱，留在南京还有二千余箱，遗失的数量大概是一千六百二十八箱。而这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九龙盘”，就是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撤往台湾途中丢失的那一千六百二十八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的宝物之一。中华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曾对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进行详细清查。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录，这件乾隆皇帝御书房珐琅盘，中华民国十四年可能旧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重华宫的华滋堂和燕喜堂。由于点查人员记录的比较模糊，很难通过报告的记录进行精准核对。不过这个珐琅盘是乾隆皇帝叫郎世宁仿制雍正笔筒上面的“千里江山锦绣图卷”其中一景，这个珐琅大盘与雍正笔筒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印证，证明这个“桃源人家大盘”就是清宫旧藏。
大约是十几年前，广东佛山陶瓷研究所的某位研究研究员，在古玩市场无意中淘到雍正的“九龙盘”和乾隆的“桃源人家”这两个大盘（也可能不止两个）。该位研究员没能发现这两个大盘隐藏着的帝王家秘密，迷惑于大盘釉面那些细密的网格纹，误认为是某家陶瓷公司利用电脑打印烧造的仿古瓷产品。该位研究员于是照方抓药，采用电脑打印方式也仿制烧造出一批类似的仿古瓷盘，并将这两个大盘夹杂在其中一起对外销售。这批落款为“二0一0年写于广东佛山陶瓷研究所仿古瓷盘，有“百鹤图”、“百子图”、“龙舟图”等等，笔者就是在这批仿古瓷盘中发现了这两个“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大盘”的。如果该位研究员当时在古玩市场淘到的珐琅盘不止两个，那么在这批仿古瓷盘里面，应该还可能有新的发现。据国民政府民国十四年《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的记录，北平故宫博物院旧藏有一百多个“瓷胎珐琅大盘”，迄今为止却仅见到笔者手中的这两个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