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一个如今家喻户晓的千年古镇，向朝廷进献了一批质地优良的青白瓷。于是，对这批瓷器爱不释手的宋真宗便赐予其以当年新改的国家年号为名的殊荣，此后，它正式更名为景德镇。
同一年，身边得力老臣纷纷凋零、深知继任者政治手腕尚且不足的萧太后希望能再努力一次，为未来数年的国家格局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最好能夺取幽云十六州前的关南之地，于是辽军挥师南下。
一边是行军的铁骑如风驰雨骤，一边是时间依旧过的不紧不慢但焦虑暗涌的多方“斗法”--至少，在宋真宗那里是这样的。许多前因后果收束于这一年，而许多纠缠不清也始于这一年。
作为一个幸运地“捡漏”上位的太平天子，宋真宗眼前需要担心的事总是更多的，比如在改年号后顺势册封刘娥，比如究竟要不要在党项和吐蕃的攻杀间选一方站队撑腰，比如他一直在因为德行皆优、办事得力又非常了解他的臣子李沆去世、难以挑选更好的继任者倍感焦虑，比如他从来不怕自己拎不清、只怕自己对萧太后及所有不很喜欢的人的意图摸不透……
于是，“息事宁人”成了这位皇帝以景德元年为初始，贯穿一生的人生宗旨。无论要付出的代价是多达数万的财富还是稍纵即逝的战机，抑或放逐耿直中正的大臣、反而让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人回归朝堂，甚至因为醉心于短暂的和平、甘愿彰显“诚意”与辽国双双不修武备，奏响了多年后崖山惨祸的序曲。
而这一切，在景德元年，似乎只有寥寥数人的命运起伏，可以作为参考。直至我等后人反溯历史的脉络，看到在战场上明显吃了不少亏却能全身而退、还获得了大量岁币的辽国，以及空余血勇却难以改变皇帝求和心意的寇准、杨延朗（即民间故事中的杨六郎的原型）等人时，发出一声叹息--
因为，如果真的把“澶渊之盟”看作一个耻辱，比作“城下之盟”，那么，只要一摆脱眼前危机，面对基本上是在逼迫宋真宗上前线的寇准，以及杨延朗等人虽然屡屡请战、但没有绝对把握让宋真宗不在前线被意外掳走的现实，即便萧挞凛意外被床子弩射死的消息被暂时封锁了，只是出于想维护皇权尊严的心理，宋真宗都会将寇准等人“冷处理”，让他们远远地离开自己的视线，而自知军事才能不及伯父和父亲、作为守成之君的宋真宗一心想求得和平，没有贸然与辽国提前拼个两败俱伤、甚至穷兵黩武反而让自己直接沦为敌国的阶下囚的做法（参照拿破仑三世的“事迹”），也不算错；可是，如果真的把澶渊之盟，看成是一个难得的、可贵的和平时世的开端，随着身边谏言刚直的贤才渐渐消失、逢迎上意的佞臣们结为朋党，宋真宗再也难以听到关于岁币、封禅、武备等重大话题背后，国家运转、民生发展、人心坚守等方面的艰难不利之处（应验了此前李沆的担忧），他便放纵地带头热衷于奢靡的花费、醉心于虚无的礼仪、放松了对身边所有人的约束，却再不顾忌这个所谓的“盟约”，只是单方面的花钱买平安、会让更多的武将心寒并改变士人心之所向（容易觉得只要能当哄好皇帝的官，就能有钱有权还不用浴血拼杀担责任）、会让更多人忘记居安思危只学着他的样子“且顾眼前”（比如刘娥为了能够干预朝政，即便最终还是赶走了帮她排挤寇准的丁渭，但是这种不好的风气却留在了宋朝的官场上）。
而这一切，都随着景德元年终末，历史发出的一声隐约的叹息，留在了无数史书细微的线索里，留在了有心人的探究中，留在了每一点犹如蝴蝶振翅般会造成巨大改变的念头变转时。
本书引用史料简而不繁，内容详略精当，并附带适当的解读，将“澶渊之盟”的前因后果围绕着景德元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从历史走向、政治影响、人生态度、性格禀赋、逸闻趣事等多个方面展开叙述，不用过分夸张某一类不可控的因素的作用去抓人眼球，其理性而有逻辑的文字本身就能吸引读者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内容。书中还不乏围绕着一些名臣能士人生历程进行的政治解读，侧面表现出了北宋年间的文官集团对施政者德行和能力的公认标准，对现代公务人员也有比较好的指导意义，是一本难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