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射礼，亦称燕射礼、?射礼。先秦时，宴射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行燕礼之后举行的射礼。
两周时期，宴射礼逐步礼制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中上层时有举行宴射礼。宋代时，宴射礼迎来了鼎盛时期。
01宋代宴射礼演变历程
两周时期，宴射礼出现并完成礼仪化。从秦汉到五代，宴射礼虽时有举行，但从未纳入到国家礼典中，其礼仪性质逐渐减弱，娱乐性质逐渐增强，主要作为燕饮之间的休闲活动。宋代时，宴射礼迎来了其发展的顶峰，举行了至少数百次，尤以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真宗朝为盛，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及徽宗朝继续施行。徽宗朝时，宴射礼正式纳入到国家礼典中。南宋时，宴射礼迎来短暂复兴，但随后逐渐走向消亡。
02（一）宋以前宴射礼概况
两周时期，宴射礼开始出现和实行，并逐渐完成礼仪化。宾之初诞》记载了贵族在燕饮中行射礼之事：“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汉时期，《仪礼》《礼记》和《周礼》相继整理完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礼制的蓝本。“三礼”对殷商、两周以来的射礼进行记录与总结，同时也对两周射礼进行一些取舍，确立了射礼的释义、分类和程序，它是两周射礼的延续、传承和再发展，但文献中几无汉代宴射礼施行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北魏、东魏和北齐，均实行过燕射。东晋、北魏时期，华林园成为主要的宴射地点。《晋书》记载了晋武帝在华林园的宴射：“帝于华林园宴射，贞赋诗最美。”
除了皇帝亲自进行的宴射外，《北史》还记载了宗室高孝瑜与诸弟宴射。在北齐，射礼性质发生了转变。此前的礼书中，射礼均属于“嘉礼”。在此后的《大唐开元礼》《太常因革礼》中，射礼均属于“军礼”。
齐到北宋初期这一阶段，宴射礼的性质随礼典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开始带有更浓的军事意味，此时宴射次数较汉晋时期更多，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宴射辞。
隋唐时，宴射时有举行。唐代时，玄宗开元年间在举行大射礼时常伴随宴射。《大唐开元礼》中也有提及皇帝燕游小射之礼。
五代时，宴射礼亦偶有进行。后晋开运三年二月、四月晋帝石重贵施行宴射。《宋史》记载了李处耘在后周显德二年时在宴会中射箭连续命中，因而受到李继勋的重视。从魏晋到五代，宴射礼常作为皇帝与宗室、臣僚宴饮间隙时进行的娱乐活动，对于增进君臣间感情有一定作用。但在这一时期中，宴射礼举行的次数并不多，且并无专门的礼典对宴射礼进行规定，其礼仪性薄弱。03（二）宋初三朝的宴射礼——盛行时期
宋代时，宴射礼迎来了鼎盛时期，宋初三朝实行的宴射礼次数又为宋代之最。宋初非常强调宴射的实用性，因而该时期是宋代射礼的实用化时期。宴射在太祖登基不久后就开始举行。《宋史》记载了建隆初太祖登基后，吴越使与南唐使入贡，在后苑宴射。
此后从建隆二年到开宝九年19年内，宋太祖多次在视察军队后到迎春苑、玉津园等皇家园林宴射。
此时，宴射成为展示宋朝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在国家交往中的作用开始凸显。开宝八年时，宋太祖怒斥南唐使刘铉，并留下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典故。
此时的宴射成为了加强武备和威慑外邦的手段。九年（）时，宋太祖在宴射中对入朝归附的吴越王钱俶给予厚待。太宗即位后，宴射地点的选择上具有阶段性特点，太平兴国年间太宗，主要在巡幸军事地点后进行宴射，雍熙年间宴射的文学色彩不断增强。太宗任开封府尹时期，就曾随同太祖在开封府等处宴射。三年（）北伐失利后，宋太宗对于开疆拓土之事热情降低，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崇道重祠上，宴射军事色彩开始逐渐减少。从这个时期开始，太宗多召近臣于“苑中”宴射，并进行观鱼、赏花、赋诗等娱乐活动，宴射的惯例如赏花钓鱼、观稼、赋诗张乐等逐步确立，相关制度得到完善。真宗在位时期，举行宴射次数，是宋代诸帝中最多的。真宗担任开封府尹时，其府内即修有射堂，真宗时常在此习射。真宗即位后，于咸平二年（）首次宴射。
此次参与宴射的人包括宗室、近臣、武将及内职等，但宴射地点有所不同，宗室于苑中，近臣于府邸，武将在本营，内职于军器库。此后这种因对象不同而地点不同的宴射情况，开始作为一种惯例在真宗朝继承下来，并在此后的多次宴会中执行。从真宗景德元年（）开始，赐外使玉津园宴射成为定制。《事物纪原》记载“澶渊之盟”后，辽使到宋朝时，宋将石保吉接待其到玉津园宴射。由此，宋朝正式确立了赐契丹来使宴射这一惯例，虽然皇帝通常不亲赴宴射仪式，但一般都会任命节度使或枢密使负责接待，不仅重视程度高，且赐物丰厚，接待了辽使、高丽使等。
此后每逢真宗生日“承天节”，外使一般都会入贺，宋朝赐其弓矢宴射。此时的宴射礼并非单方面存在于北宋，亦对契丹产生了影响，如真宗曾遣毕仲衍“奉使契丹，宴射连破的。
04（三）北宋中、后期宴射礼——礼制化时期
真宗之后，北宋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朝，即北宋的中、晚期，随着《太常因革礼》和《政和五礼新仪》的修成。射礼在宋代完全实现礼制化，因此这一时期是宋代射礼的礼制化时期。真宗景德元年开始，凡辽使入宋，一般是由宋朝拟定一个“口宣”，即皇帝委派专臣宣布举行“宴射”，以表明宋朝皇帝与辽使的君臣关系。这些“口宣”一般都出自当朝的翰苑之臣，所以在宋人文集中多有所见。乾元节是宋仁宗的“圣节”，当年契丹使来贺，赐其在玉津园宴射。此后契丹使入贺仁宗生日，宋朝基本都会安排其宴射，并有相关的“口宣”记载。北宋中、后期，皇帝对于宴射礼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在礼典修订和现实运用中，宴射礼的地位下降，皇帝很少亲射，其功能逐渐转向接待外使的外交作用上。
这一时期，宴射作为接待外使的制度继续得到完善，宋代伴射使开始从“管军者”中选出。
英宗即位后，行宴射礼的记录非常之少，但在这一时期，射礼制度的建设得到新的发展。治平二年，《太常因革礼》修成并颁布，其对射礼制度进行了修订，制成了属军礼部分的“皇帝射于射宫”，射礼更趋礼制化。神宗朝时，宴射进行的次数较少。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契丹使入贺，神宗赐其在都亭驿宴射。宋使出访辽国时也会参加辽国为其举行的宴射，因而宋朝常会派遣文武兼备的状元之才出使。神宗朝时，宴射进行的次数减少，在宴射地点和规制上，都有衰落的迹象。在宴射次数上，神宗仅在熙宁三年（）和元丰二年（）时于琼林苑亲射，此后“不复至矣。”
在宴射地点上，宋初常进行宴射的开封府射堂“继圣堂”（即原先“继照堂”，仁宗朝时改为“继圣堂”）沦为了制造弓箭的场地。除此之外，神宗朝宴射礼礼仪性薄弱，规制较为松散，如熙宁年间曾出现武将在宴会中不习射的现象。宋徽宗朝时，宴射记载较少，记载内容主要与赐外使宴射有关。与此同时，徽宗朝射礼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新仪》“皇帝宴射仪”的颁行，标志着北宋独具特色的射礼制度最终形成。
此次修订，赐外使宴射的对象增加了西夏、于阗等国，但史料中并未见其使者来宋时行宴射礼的记载。
05（四）南宋宴射礼——短暂复兴与消亡
南宋建立后，宴射礼在高宗朝时得到恢复，孝宗朝时迎来短暂复兴，光宗朝之后仅剩接待外使的功能。之后随着南宋灭亡，宴射礼最终走向消亡。高宗朝初年，因两宋之际风云变化，其主要精力着重于巩固自身皇权，稳定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礼仪制度建设未得到太多重视。宴射礼直到绍兴十四年才被重新启用，当年南宋首次进行宴射。此次宴射，宋高宗“密赐”金使大量的金银财宝，而这竟也成为南宋接待金使的惯例。在此次宴射后，金使要于玉津园观象而不得。孝宗之后，鲜有南宋皇帝亲自宴射的记载，射礼总体上走向没落。随着南宋灭亡，宋代宴射礼也走到了尽头。
06结语
宋代宴射礼是宋代历史的反映。北宋初期，面对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和边患不断的现实处境，宴射礼突出了军礼功能，成为宋朝与其它政权交往的方式。随着宋代政权的巩固，宴射礼开始在外交中崭露头角，宴射礼逐渐摆脱军礼功能，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