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cí，谁与争锋？
文/石禄生
01
唐宋二代，是中国人集体记忆中最值得骄傲的两个历史时期。
大唐长安盛景，宣示着世界级的繁荣与强大，海陆丝绸之路通往全球各地，输出中国制造。
宋代固无铁甲雄兵，但丝绸之路全球贸易抵达历史巅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王朝，一幅《清明上河图》，写透大宋繁华。
《清明上河图》局部
历史上强盛或富饶的王朝国度，总会留下灿烂的文化痕迹。唐诗宋词，就是唐宋二代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标签，震古烁今、无出其右。世人容易忽略的是，唐宋文化高潮并不止诗词，还有陶与瓷的独步天下。
就像唐朝不仅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巅峰诗歌，还有“东方艺术瑰宝”唐三彩一样，宋cí之巅亦有二技：一为“宋词”，与唐诗并驾；二为“宋瓷”，代表了单色釉瓷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唐宋比对，怎么看都有一种PK的色彩。
唐诗将五言七律发挥到了极致，宋人没办法从正面PK或突破，就造出了字句长短不一的宋词，另成一绝，起码跟唐诗打个平手；
唐三彩的登峰造极，让宋人对陶器艺术失去了进阶的勇气（只能继承），于是便在瓷器艺术方面狠下功夫，创造出独步瓷界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让本就璀璨的唐瓷也黯然失色。
在现代收藏与拍卖市场中，宋瓷的整体价格并不是最高的，排在它之前的，是康雍乾“清三代”瓷器。但清瓷的珍稀，贵在装饰艺术的雍容华贵，而不在于烧造技术本身。
论烧瓷技艺，宋瓷就是巅峰，元明清瓷器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只能在制瓷原料、釉色、绘画装饰等方面加以提高。亦因如此，宋瓷外观虽朴实无华，却被认为是中国瓷器艺术的巅峰。
如果后世谁有不服气，可看看乾隆是怎么说的。乾隆瓷代表了清代瓷器的最高水准，乾隆皇帝本人也是史诗级的瓷器发烧友和专业藏家，但让他赞不绝口的只有宋瓷。
△汝窑天青釉洗，北宋，于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
作为一个劣质高产的伪诗人（但不能抹杀他的鉴瓷水准），乾隆爱写御题诗，而宋瓷就是他写诗的重要灵感或题材之一。乾隆曾多次诗赞宋瓷，像“宋瓷方是瓷”、“赵宋官窑晨星看”、“少贵似晨星”等，都是他写的宋瓷评语。
由此可知，乾隆对宋瓷有多么珍爱，他收藏的宋瓷也不在少数。乾隆不仅诗赞宋瓷，而且喜欢把御题诗刻在宋瓷收藏品的胎底，此举试图要让宋瓷在他手中再生一次。问题是，乾隆对本朝的瓷器珍品也没这么上心过呀。
02
提起宋瓷，收藏界言必谈“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导致圈外人士以为宋瓷牛逼的只有这五项。实际上另外五个宋瓷品种，柴窑（兴于五代十国、盛产于宋代）、建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技艺之高超、胎质之耀眼，比之五大名窑亦不遑多让。尤其是建窑（福建建盏的故乡）、磁州窑，更是突破了五大名窑的单色釉格局。
△年9月，建窑“油滴天目”茶盏以.3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成交，折合当日汇率就是近万人民币，一举刷新了建窑的世界拍卖纪录！
但不管是五大名窑，还是另外的知名窑口瓷，本文都无意去详述它们的烧造技艺、胎体特点、釉色表现等鉴识理论，这样的文章一抓一大把，无非都是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了无新意。
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宋瓷背后的历史、社会面貌。因此，本文拟从大历史的角度，聊一聊宋瓷的崛起与宋代历任皇帝的作为之间的关联。
宋太祖赵匡胤开基立业后，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守江山，他深怕失去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不然也不会出现“杯酒释兵权”的现象。因此，太祖期间，宋瓷的存在格局，主要是对唐瓷的继承。
真正出现创造性的转机，是在宋太宗赵光义当政期间。
宋太宗赵光义
此前太祖已经给大宋的天下定了基调：不走穷兵黩武之路，全力发展经济，创造社会繁荣。只要百姓安居乐业了，赵宋的江山也就稳固了。
宋太宗忠实地继承了太祖的指导思想，全力创造经济繁荣。面对一穷二白的宋初社会，怎么才能创造繁荣？宋太宗想到了唐代的丝绸之路，好的繁荣模式要继承，更要发扬、壮大。
于是宋太宗先是掏出大宋所有的家当，派人到海外淘宝购物，各种洋货一律买买买，再用船载回来。他把每天都过成双十一，目的是给世界造成一种印象：大宋有钱。繁荣的假象，直接种在了世界贸易人士的心上。
买卖从来都是相互的。宋人买东西多了，洋人也自然想买大宋的东西，世界各地的货船主动送商品上门，再把宋朝的产品，主要还是那老三样，茶叶、瓷器、丝绸，给带回去。一来一往，早前被五代十国混乱局面毁损的丝绸之路中外贸易，恢复如初，梦回大唐。
在古代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最值钱的，还是要数瓷器。于是，在贸易的刺激下，大宋的瓷器烧造很快恢复唐朝水平。而在时间的推动、贸易的刺激下，宋瓷超越唐瓷，是迟早的事。
由上可见，宋太宗对宋瓷发展的贡献，全然出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刺激。至于他本人对瓷器艺术是否情有独钟或具备鉴赏力，世人不得而知。
总之，在宋代版丝绸之路“市场经济”下，大宋瓷器业很快进入炉火纯青的发展阶段。
譬如源于唐代的定窑、兴于五代十国的柴窑（周世宗柴荣的御窑）都恢复了烧造，并把烧造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后来惊艳世界的汝窑，此时也已进入技艺精湛的历史时期。只不过彼时的汝窑还处于民窑阶段，距离官办承包还有一段空窗期（后世价值逆天的均为官汝窑出品瓷器）。
洋人的推崇，加上宋人的瓷器审美意识觉醒，宋瓷也进入了全民赏玩的历史佳境，达官贵人、皇宫上下，兴起一阵瓷器美学运动。
这种氛围让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成为赏瓷达人，他对瓷器的喜爱，不亚于后来的清乾隆皇帝。此时排在御用官窑第一位的，是定窑瓷器，白定、黑定、紫定、绿定、红定，色彩多样的定窑瓷器让宋真宗如痴如醉。
但宋真宗并不满足于此，他下令：“天下烧瓷人，不管什么窑口，都要尽力向朕进贡瓷器佳品。”只要得到名贵的瓷器，他就重赏进贡者。
为此，宋真宗还扩大了定制御窑的范围，天下无论窑口大小，都定制一批御器，烧不好的便取消御窑地位，烧得好重重有赏。反正一路试过来，让宋朝所有的窑口都兴奋不已，全力研烧让皇帝满意的瓷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由此宋瓷又一次得到突飞猛进的技艺提升。
景德年间，进贡者从江西送来一批御制青瓷，釉色影青，十分诱人，底款写“景德年制”。宋真宗大喜过望，一高兴就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了烧制这种瓷器的江西小镇，这就是景德镇的由来。
追求瓷器审美不计代价，宁愿把年号献出，自己另立年号，这种事，只有瓷器达人宋真宗干得出来。
03
到了宋仁宗时期，大宋上下的瓷器审美已经进入狂热阶段，奢靡之风盛行，诸多民间商人和达官贵人将瓷器作为礼品送人的第一选择。
但偏偏新皇帝宋仁宗不喜欢奢侈之风。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是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帝王。他之所以身后庙号定为“仁宗”，就在于他的仁。
仁德之人，天然要反对奢华的事物。亦因如此，在宋仁宗时期，朴实其外、内秀其中的汝窑系瓷器，开始受到皇家青睐。至于御用排第一的定窑器，逐渐没落。
电视剧《清平乐》有这么一个情节：宋仁宗的一位贵妃收受了大臣进献的一只红釉定窑器，宋仁宗见到后勃然大怒，挥斧砸碎。该情节是否出自历史真事，不得而知，但却反映了宋仁宗真实的一面：一反对瓷器的奢华釉色，二反对收受贵重瓷器。
《清平乐》王凯饰演宋仁宗
再有，定窑作为宋初的主要御用瓷，烧造者为了取悦达官贵人和皇家，渐渐演变出一种新风格：瓷器口沿不施釉，即留有所谓的“芒口”，并以金银铜包边装饰。
但恰恰是这种追求华贵之风的改造，到了仁宗时期，大受诟病。为此，留有芒口与包边的定窑器，后来被挤出御用瓷之列。所谓“定窑有芒不堪用”的说法，是有着深厚历史原因的。
到了宋神宗、宋英宗时期，外观朴实无华的汝窑系瓷器，逐渐被认为是真正稳重、大气、有内涵的瓷中重器，因此越来越多地被皇家委以定制重任。
而在宋哲宗至宋徽宗时期，汝窑系瓷器已经占据至高无上的瓷霸地位。为此，大宋皇家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附近，设置了官办汝窑，专事烧制御用汝窑器。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全貌
汝官窑的烧造时间据考证仅有二十年左右。我们今天所讲的“万贯家财，不如汝窑一片”，指的就是出自清凉寺汝官窑的瓷器，现有存世量据说只有“六十七件半”，大多存于博物馆。至于其他民窑系汝窑，如张公巷窑址器，存世量理应不少。
清凉寺窑址
这里着重要提一个人，宋徽宗，他是继宋真宗之后，又一个对艺术兴致浓厚且造诣匪浅的宋代皇帝（瘦金体书法就是他的专利）。
宋徽宗对瓷器艺术的偏爱，不亚于宋真宗。像有着“曜变天目”之称的建窑瓷器（以建盏为代表作）、号称“木叶天目”的吉州窑器，都是经宋徽宗的赏识而名扬天下的。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赘述宋徽宗对其它宋代名窑器的“赏识”贡献了。此处着重讲一讲现存刻有“奉华”款的汝官窑器。
04
根据清乾隆皇帝留下的“咏汝窑”系列御题诗及批注文字，截止清代，皇宫还存有不少底部刻有“奉华”二字的汝窑瓷，其中有瓷盘、瓷瓶等器型。
譬如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汝窑粉青奉华纸槌瓶，就是当年乾隆把玩的御用汝窑珍爱之物。
那么这件汝窑瓶到底出自哪个宋朝皇帝之手呢？围绕这个问题，后世争议颇大。因为接手它的清乾隆皇帝，给后人留下了悬疑的信息。
故瓷北宋汝窑「奉华」青瓷纸槌
首先，乾隆在前述汝窑瓶底部题刻了一首诗：“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亿留停。”
前两句，乾隆经考据叙述了宋代定窑器留有芒口被皇家弃用，转而追捧汝窑瓷的历史事实。中间诗句是描述前述汝窑瓷的外观（乾隆笔法真够一般），忽略不提。
重点是最后两句，“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亿留停。”奉华和德寿是宋代皇宫的两座相邻宫殿，文字记载见于南宋高宗赵构时期。但“五国亿留停”，指的又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国扣押在五国城（位于今黑龙江）的经历。
单看御题诗，笔者倾向于认为刻有“奉华”款的汝窑器，出自宋徽宗时期。
因为赵构南迁杭州，续命赵宋江山（南宋）以来，为怀念北宋的时光，宫廷建设十分重视参照北宋宫殿风格，包括对宫殿的命名。由此可见，南宋有奉华殿和德寿宫，想必北宋亦有。
而身陷“五国城”的，显然是宋徽宗而不是宋高宗，所以此汝窑器不可能是赵构时期的烧造品。
五国城遗址另外，北宋灭亡后，汝官窑已毁失殆尽，至少是不再烧造瓷器。因此，不能因为乾隆诗中含有南宋宫殿字号“奉华”、“德寿”字样，就把奉华系列汝窑器断代为南宋高宗时期。
但乾隆在御题诗批注文字中又明确指出：“内府有汝窑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奉华乃宋高宗刘贵妃之号，妃善画每用奉华印，此缾釉色制法与盘无异，亦刻奉华二字。”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混乱、矛盾的鉴识印象。
因为乾隆围绕“奉华”款汝窑器留下的御题诗和批注文字，收藏界对于这些宋瓷的主人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认为是宋徽宗，有的认定为宋高宗。但说实话，大部分非此即彼的争议结论，都略显单薄。
笔者认为，这些传至乾隆手中、今在台北北京两地故宫博物院的汝窑瓷，显然烧制于宋徽宗期无疑，毕竟北宋亡后汝官窑就关停了。
河南平顶山鲁山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但“奉华”款刻制于北宋还是南宋，就是薛定谔的猫，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不能把话说死。毕竟经考证，北宋徽宗和南宋高宗父子俩，后宫都有姓刘的贵妃，她们的居所都称为奉华殿是有可能的。
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汝窑御用器，既属于宋徽宗（后宫拥有）又属于宋高宗（后宫拥有）。因为赵宋南迁后，这些贵重之物随同带到杭州，是更合理的推测（即使后刻“奉华”亦不悖也）。这就是一种传承，就像这些器物最终传到乾隆之手一样。传世品的含义，在此得到体现。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乾隆本人题注文字，目的也不是对奉华款汝窑器在宋代的归属问题做出回答，他只是考证了这些器物的传世轨迹。因此，如今收藏界个别人士热衷于考究它们的真正主人，属于认识上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