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很难了解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从制假到售假，这条产业链在中国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贩假俨然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事业”。古玩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
中国文物造假地图
某专业艺术品网站发布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显示：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垕镇、宝丰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重；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的聚集地；书画造假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中国文物造假种类省份分布（点击图片放大）
陶瓷
分布范围：全国
重点灾区：江西景德镇、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垕镇、宝丰县)、福建龙泉地区、广东潮州
目前最受市场追捧的陶瓷赝品主要模仿对象有藏界通常所称的“官、哥、汝、钧、定”宋代五大名窑生产的器物，以及景德镇生产的元明清官窑瓷器，其中造假时间最长、造假水平最高，对文物市场杀伤力最大的是后者。
景德镇陶瓷历史悠久，专门制作元明清官窑高仿品。在景德镇市原有的许多国有陶瓷企业早已改革，分别被划成许多小块，承包给了私人。
景德镇瓷业的管理机构景德镇瓷局表示，包括没有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作坊在内，景德镇市制陶瓷企业不下家，从业人员10万多。在这里，随便走进一个作坊，到处都能看到摆放着烧制的瓷器，各朝各代的官窑瓷器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接受高仿的高级定制，亦能批量生产各种瓷器。北京各大古玩市场的作旧瓷器大都出自这里，这里也隐居着做瓷器的民间高手。
河南最著名的三个造假地区当属是河南禹州神垕镇和洛阳孟津南石山村以及河南宝丰县。其中，神垕镇是中国钧瓷文化的发源地，南石山村是现代高仿唐三彩的所在地，宝丰县则是中国汝窑造假的聚集地。
在上述三个地区，当地的农民个个都是造假的高手，但是相对于专著于高仿工艺品的民间艺人而言，农民的造假仅仅是忽悠普通的收藏者，高仿的工艺品则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河南农民高水旺仿制唐三彩
最为荒唐的是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的工艺品，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国家机构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北魏珍贵文物。大抵经过如下：某专家在北京某古玩市场的地摊上看到了一尊“北魏时期的陶俑”，时值洛阳被盗一北魏时期墓穴，所以该专家认为是北魏时期珍贵的文物，随上报国家博物馆，拨专款、专项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的“北魏珍贵陶俑”。
但是随之市场上的这种“北魏陶俑”越来越多，就有专家提出质疑。后来警方介入，顺藤摸瓜，根据种种疑点查出这批陶俑是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的高水旺仿制的，后来在现场警方的见证下，高水旺又烧制出一尊一模一样的“北魏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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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
分布范围：河南、湖北、山西
重灾区：河南洛阳伊川县烟涧村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这个本该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农村，却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
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多家，从业人员达余人，年创产值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余种，产品销售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更是抢手，美、英、日、加、法、德等国家的商人非常喜爱烟涧的仿古青铜器。
其实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披着红衣绿锈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河南造”上。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每个青铜器销售点上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早醒的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然而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批批制假村应运而生。
玉器
分布范围：河南、辽宁、甘肃、浙江、安徽
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
北京地铁十号线劲松站出口至潘家园古玩市场，短短不到20分钟的路程，拥挤着各种各样的手拿玉器的小商小贩，突然窜出来推销自己的东西。仔细观察，每人手上的玉都差不多，都声称是正宗的和田玉、黄龙玉等名玉，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声称是古玉。这些所谓的古玉是出自哪里呢？记者采访了行内人士，他们透漏出北京古玩市场的玉器一般都是出自河南洛阳和安徽蚌埠。
“天下玉雕数镇平”，镇平县石佛镇早在两汉时期就开始制作玉雕，如今镇上有好几万人都靠玉器生意养家糊口。镇平县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材料也显示，目前仅石佛寺镇就拥有13个玉雕专业村、6大玉雕专业市场，全镇从业人员达5万余人。
年，该镇玉雕产业实现产值达10.2亿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元，来自玉雕产业的份额占75%。河南南阳市中国最大规模的玉器交易聚集地，从小如米粒的玉石项链，到高约两米的器具摆件，新疆和田玉、云南黄龙玉、俄玉、韩玉、阿富汗玉等应有尽有。
安徽蚌埠是另外一个让玉器收藏者谈虎色变的地方，在百来平方公里的蚌埠市区，分布有0多家玉器加工作坊，组成了若干驰名中外的“玉器村”、“玉器街”。其间有近10万人以古玉销售业为主，约占市区总人口数的81，每年产品销售额近50亿元人民币，约占地区GDP总数的61。
书画
分布范围：北京、南京、天津、西安、江苏
重灾区：天津(鼓楼地区)、北京(潘家园、琉璃厂)、南京(夫子庙和凉山古玩市场)
书画是艺术品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门类，亿元天价的拍品也都是由书画作品创造，张大千、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被藏家们追捧。然而走进琉璃厂，数量最多的仿制书画也都是这些大师的，还配上某某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更有甚者还有艺术大师和原作的合影照片，当然，加上证书和合影照片是另计费的。
像普通产品制假一样，书画制假也多种多样。书画界行内将仿制水平较低的一类假画称之为行货。除了水平较低的特点，行货还有其突出的特点：名头广、数量大、成本低。成本在几十元到两三百元不等。
行货有着区域性特征，可分天津行货，南京假画，安徽仿品，潘家园货和其他地区仿货。其中以天津行货最为出名，且规模最大，从业人数最多，主要集中在天津鼓楼地区。
天津所造假画对象以近现代京津画派的画家居多，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陈半丁、陈少梅等大名家，也有当代著名画家如黄胄、范曾、刘大为、何家英、王明明等人。其次是南京假画，主要集中在南京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等地，所仿以金陵画派钱(钱松喦)宋(宋文治)亚(亚明)魏(魏紫熙)、傅抱石、陆俨少、陈大羽等画家和当代江浙、上海地区程十发、范扬、吴山明等当代画家的画作为主。
左：仿品右：徐悲鸿《哀鸣》
安徽仿品，主要集中在古徽州黄山地区，以清代民国海派和新安画派老画为主，以仿旧水平高为特色。潘家园货，是价钱最便宜，水平最低的假画，主要是以吸引行外买家和旅游者为主。
其他地区货，也有着较强的区域性，如陕西的行货主要做石鲁、赵望云、刘文西等画家作品，广东行货以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黎雄才、关山月、赵少昂等大师作品和林墉、方楚雄、王子武等广东当代名家作品为主。这些各地的行货，各具特色，互为补充，最终都流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拍卖和艺术品市场。
造假繁荣为何不可抑制
根据《中国文物黑皮书》的调查，大致可总结出几点原因来解释文物艺术品造假泛滥的现状。
首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漏洞。随着近几年艺术品投资热潮出现，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下，制假和盗墓迅速发展。由于盗墓行为被国家明令禁止，一经查处，必课以重刑。即便如此，“盗墓专业村”和“盗墓专业户”依然呈风起云涌之势。而相比之下，制假行为则并无明确法律约束。制造、售卖高仿品并不犯法，假造和仿制间并无明确、严谨的定义区分。即使明知制造数量如此巨大的仿制品必然是会“以假乱真”，扰乱市场，也难奈其何。如此之低的犯罪成本，自然会使人“趋之若鹜”。
其次，监管失控。文物艺术品市场急速扩张，从业人员数量暴增，力量均衡已经打破。相比于制假、贩假人员的多数，监管人员明显成了少数派，在没有更好监管措施的情况下，监管力度自然被稀释。
再次，法不责众。造假已经成为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整体行为，涉及的人员有千万之众。即使有法可依，要完全依法执法，对所有造假、贩假、甚至购买赝品的人进行制裁，也缺乏可行性和实操性。
最后，鉴定行业整体水平偏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都参差不齐。仪器鉴定的精确度也十分有限。而如今造假技术却五花八门，并且专门针对鉴定真品的标准，防不胜防，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赝品制造业兴盛的恶果
产值庞大的造假产业自然需要有对等数量的原材料支持，既有对瓷土、玉石、矿石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有对古瓷片、古铜、古纸等古文物资源的需求。造假者唯一目的是牟利，所有的资源便被浪费在了塑造假“躯壳”上，被故意地打破、侵蚀、玷污，以达到残破、老旧、斑驳的效果。或者干脆将古物进行“再加工”，破坏、扭曲其所含文化历史价值。这种行为消耗真实、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得到的却是毫无保留价值的文化赝品。
这些“似真实假”的赝品充斥于市场，正在肆意消耗、稀释中华古国历史文明的信用含量，模糊我们的文化记忆，混淆我们的文化认知。近年来，中国的山寨之风越刮越烈，但是如果连文明的载体都被“山寨化”，历史的记忆都被篡改，我们又如何延续民族的身份认同呢？
艺术品文物投资热的出现让国内市场空前繁荣，但这一切如果建立在对信用的无限透支上，不仅不能吸引国际交易者进入中国，国内的交易者也会逐渐转移阵地，建立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更无从谈起。短期的“繁荣”只会让市场在未来陷入“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