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好的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一、文学大家挤兑面涅将军北宋仁宗时期，名将狄青屡立战功，颇有威名，从一名骑兵到得以执掌军事(枢密使)大权，正当其恪尽职守，为国尽忠之时，却被一帮笔杆子打倒了。狄青本是汾州西河人氏（今山西汾阳)，自由尚武，善骑射。后代兄受过，在京师入伍，在脸上刺上了士兵的印记（面涅）。宋仁宗宝元元年（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公然与宋朝分庭抗礼。狄青后在宋夏战争中崭露头角，屡立战功。《宋史·狄青传》中记载，其“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受到当时经略判官尹洙，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韩琦的器重（范、韩二人都是科举入仕），范仲淹还送其《左氏春秋》，让他读书，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此后，狄青埋头苦读，“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此后，狄青屡获升迁。到皇佑四年（年）时，狄青因功勋颇著，遂由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升任枢密副使，跻身执政大臣之列。狄青以军功被提拔重用，在现在看来这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在当时科举取仕，崇文抑武的观念下，他俨然就是个另类，成了文官们攻击的对象，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皇祐四年（年）六月条中有明确记载：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说“言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左司谏贾黯更是头头是道，列出了五不可：“四裔闻之，有轻中国心，不可一也。小人无知，闻风倾动，翕然向之，撼摇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将耻与为伍，不可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不可四也。青虽才勇，未闻有破敌功。失驾御之术，乖劝赏之法，不可五也”。其大意就是狄青是个行伍出身，容易导致四夷轻蔑朝廷，动摇人心，大臣们耻于同他搭班子，狄青也没什么功劳，这样做是破坏了祖宗的规矩之类的话语。还有一位御史韩贽，也同样是跟风附随，反对狄青担任枢密副使。当时狄青脸上的刺字（面涅）还在，宋仁宗觉得不大好看，也是出于好意，劝他用药除字，狄青很有个性，“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这一年，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朝中一时无措，狄青请战。这时，又有一批文官跳出来反对，谏官韩绛等人说他是武人“不可专用，请以文臣副之”，后在宰相庞籍的劝说下，狄青得以出兵平乱，这次出征，狄青达到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在胜利班师回朝后,宋仁宗力排众议让其知任枢密使，再度晋级。一个士兵起家的人能够以军功当上枢密使，一时间舆情汹涌，又把狄青推到了风口浪尖。在此列举一二：御史中丞王举正“言青出兵伍不可为执政，力争不能夺”，以罢官威胁；曾为宰相的文彦博对宋仁宗也说，狄青虽是忠臣，也应当防范,并以“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来举例子；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宰相庞籍也不赞同任命狄青。宋代孔平仲撰写的《孔氏谈苑》中记载，“狄青、王伯庸同在枢密府，王常戏狄之涅文云：‘愈更鲜明’”。这里的王伯庸就是枢密副使王尧臣。此后，尽管狄青是恪尽职守，但并没有受到文官们的尊重和信任，竟被贬称为“赤枢”。“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流言四起，朝中“大V”们开始了一波波的舆论攻击和排挤，最后，连皇帝也架不住舆论裹挟了，对狄青越来越猜忌。北宋文学大家，即与范仲淹同为学者型政治家的翰林大学士欧阳修，他也是一再挤兑狄青。《续资治通鉴》卷宋仁宗嘉祐元年（年）八月记载，京城水灾，堂堂翰林学士欧阳修就上疏说了一通，其中就把狄青扯上了，“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已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说甚详，具述青未是奇材，但于今世将帅中稍可称尔。虽其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其大致意思是说，行伍出身的狄青不配当枢密使，不能掌握枢密大权,早就引起了非议。并且狄青过于了解军情和太得人心,任职三四年且都没出现过什么差错，对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必须要将他免职。在这份奏折中，欧阳修自己就说曾经多次上疏，结果“留中不准”，被仁宗否决。不过也有学界观点认为，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欧阳修“弹劾狄青”实则是“保全狄青”，这一观点有兴趣的话可共同商榷。当时，狄青在枢密使任职四年，有人故意散布民谣，中伤狄青。殿中侍御史吕景初又说“青虽忠，如众心何！盖为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大臣宜为朝廷虑，毋牵闾里恩也”；知制诰刘敞说“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其实，早在皇佑末年日食之变时，刘诰就曾连续上疏救日论三篇，提醒朝廷防范狄青。狄青十分生气，说：“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在一班大臣轮流极谏之下，宋仁宗不得不将狄青外调，“罢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陈州”。然而，狄青至陈州后不过半年，便郁闷而死，时年仅50岁。二、文武关系的人为割裂北宋年间这种文人对武将的偏见，其实也并非针对狄青一人。在那些文官眼中，狄青仍是一介武夫，虽是显赫的枢密使，但对他的偏见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赵宋皇帝“崇文抑武”的政策不无关系，在前一篇北宋“崇文抑武”背后的官场制衡文中，我们讲过，赵匡胤身在乱世，对武人干政是讳莫如深，心中“惧武”。鉴于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人拥兵自重的历史教训，赵宋王朝开始重新调整和重塑文武关系。科举取仕，“与士大夫共天下”，委以重权，不杀士人，宽厚待士。而对武将则是分权制衡，降低政治地位，剥夺权力，以文驭武。在宋初，还基本上是一种军政分离,军不代政的状态，但此后，逐渐发展了到文臣治军。根据宋太祖的设置，枢密院与三衙分别负责军事决策与平日练兵，两部门互不相属，三衙之间也是没有瓜葛，经过调整，三衙武官职级也比文官要低，多为中下级军官。将官出征既无指挥权,更无决策权,由枢密院临时指派人选带兵，凡牵涉作战部署、战略战术，将帅只需要按照中央指挥实施即可。可以说，在宋朝，防范武臣的各种措施做得是非常完善，这种做法等同于完全架空了武将，使整个武人群体基本萎靡不振，良莠不齐。（一）是文臣控制枢密院。在北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枢密院，其逐渐为文臣所控。北宋自建隆三年（年），由赵普为枢密使以后，这一军事最高长官开始逐渐由文官担任，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下降的趋势,而且武将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在明显下滑，前面我们援引的狄青即是一例。根据梁天锡在《宋枢密院制度》中制作了《两宋枢密表》可以看出，在北宋一朝年中，文武官员任职数量呈现出一升一降的趋势，从宋太祖时期的文职占4人，武职占6人；到仁宗一朝变成了文职占60人，武职占16人，这时的文武官员在枢密院的占比直接颠倒过来；到北宋灭亡的钦宗时期，文职更是占到了23人，而武职只有2人。不难发现，北宋时期的枢密院基本上在后来为文官群体所把持，像前面所述狄青被仁宗力排众议即使安排上了枢密使一职，也是孤掌难鸣。（二）是文官领兵打仗。北宋领兵打仗的统帅,大多由文官担任。这些文官,虽然也有投笔从戎，建功立业者，但这种重文之风对于北宋的军事斗争建设却是致命的打击。古代官员分文武两套职能体系早已有之，但直到春秋时期，公卿、大夫们多是平时参与政事，战时受命领兵作战。史学界普遍认为，到战国时期，官员的文武职能划分才进一步明晰化，出现了专门的武职人员和军事指挥系统。到了宋朝，职官体系又比较特别，有官（虚衔）、有职、有差遣（实职），使得相当一部分差遣是文官和武将都可担任的，这就很容易使后人混淆宋朝文、武的界限。因此，之所以说，宋朝是一个“儒将”辈出的时代，多与宋朝的官员设置密切相关。在对西夏战事中，宋仁宗启用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四人负责指挥对夏战事，武将则领兵马，受节制，出入战守。其实，北宋朝时在西北的儒将不在少数，如张亢、章楶、王韶等。特别是张亢，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简直是个特例，他在真宗天禧二年（）进士及第，然后出任地方官，后来毅然走上弃文从武之路，庆历元年（）出任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后在范仲淹的提拔下，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张亢奋是有勇有谋，在宋夏战争中，其见识和胆魄为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屡次吊打西夏。《宋史》称他“张亢起儒生，晓韬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丽哉！”不过在当时，即使军功在身，张亢也难逃文臣们的弹劾、压制，期间一度遭到监察御史梁坚、御史中丞韩绛等人的弹压。（三）是文人鄙武，削弱军力。北宋这种文人地位越益隆显的风气，直接导致武人的地位形象的跌落。武将滋生不满情绪，导致军队战斗力低靡，庸将当权。包括范仲淹（年中进士）、韩琦（年中进士）等人，其实他们也不想去担任武职。范仲淹曾说“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观察使衔武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当时，仁宗封了他个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堂堂龙图学士与武将一块领兵打仗，自己也觉得掉价。再说范仲淹的上司安抚使夏竦，其是武将出身，却是宋代“武将换文”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其父夏承皓在真宗景德元年（年）在对契丹作战中阵亡，朝廷抚恤家属，就赏给夏竦一个名为“三班差使”的低级武官。夏竦但夏竦是不甘心于当一个小武官，居于武人之列，凭借自己“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他抓住机会，把自己诗集拜献于宰相李沆马前，获得李沆的信任，并举荐给了宋真宗，得以跳出武人序列，给了他一个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后举贤良方正，屡获升迁，累迁集贤院国史修编官、右正言，到宋仁宗时，封为庆国公。这在当时武将序列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升迁速度极慢，即使混到最高位，也不如文职品级地位高。而且在皇帝、文官的不断打压下，武职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能力的良将处处受弹劾压制，出现了庸将驱逐良将的局面，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的下降。如高遵裕，宋真宗时以其父任累迁供备库副使。宋神宗元丰四年（年）时，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节制泾原兵，当时，名将刘昌祚任泾原副都总管，在高遵裕的统一指挥下进击西夏，因高延误，刘昌祚孤军深入，贻误战机，宋军溃败，最后让刘昌祚替高遵裕背了黑锅。三、小结北宋的过度重文使得国家事权分化严重；过分抑武使得处处被掣肘的武将无法发挥才能。从皇帝的中心角度来说，这种文武错位、官场制衡恰恰而且只能在皇权的指挥棒下实现，皇权是没有了威胁，但宋朝在面对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时却给自己戴上了枷锁，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