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说明代瓷器底款标识特征。成化时期是公元~年。我们说如果苏渤泥青是宣德瓷器的代名词，而斗彩这可以作为成化的代称。
在说成化瓷器底款之前，我们还要先简单说说过渡期的瓷器底款，那就是明代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底款特征。这三朝是从公元年到这近三十年的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被称为“空白期”。
所谓空白期，其实并不是在这三十年间没有烧造瓷器，而是用这段时间烧造的官窑瓷器上没有明确的纪年文字这样表述更为精准，学术界目前已经认定，空白期并不空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又是空白期，又没有底款，但是一直在烧造瓷器，这个观点有实物佐证么？
我告诉大家：有。首先来看《江西大志。陶书》中的记载：天顺三年（）又把原定烧造的13万件瓷器准减8万的命令。这段文字说明虽然烧造数量减了，但是还在烧造。
其次就是景德镇戴家弄澡堂工地出土一批瓷器，器物发现地类似储物间，所有的器物都是有明显残缺，不是发色不正，就是有窑裂变形，落渣画错的问题。可以肯定是经过严格筛选后落选被埋藏处理的瓷器，组织者是官方行为，不是民窑业主行为。
第三就是湖北省文物局馆藏的明藩王墓的三朝空白期随葬瓷器与戴家弄出土器物纹饰风格制作工艺完全一致。这说明，官窑还是在烧造瓷器，但是都没有落款，只能从器型风格，纹饰风格，胎釉风格来加以区处辨别。这些记录和实物佐证足以说明三朝时期是有官窑瓷器的，那么为什么这三朝时期瓷器都不落款呢？
我们分析，主要原因是那时候政局不稳，经济衰退，景德镇瓷器生产受到重创，加之当时三朝皇帝的对于瓷器的喜好也有所减弱，重心转移，再有就是皇室内部因地位屡屡冲突，也不便于书写年款导致底款空缺也是必然的事情。
那为什么官窑缩减，要官搭民烧呢？根据史料记载，一件官窑的器物从始至终成本是一两银子，三朝时期经济拮据，管理混乱，腐败不堪，官窑难以维持，让这三朝朝廷不得不多次下达减烧令。
民窑此时有了发展机遇，找到了机会。但是朝廷对于民窑烧造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
我们来看下面的文字：明朝正统三年（）官府曾下过禁止民窑烧造和官窑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的通知；正统12年（）又不准民窑私造有黄色，紫色，红色，绿色，青色，蓝色，白色等青花的禁令。《明英宗实录》记载违反禁令者“命都察院榜逾其处，有敢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处罚相当严厉。
这样说来到底三朝时期瓷器有没有落款呢？有款的瓷器又有什么特征呢？是不是官窑制造呢？
我们具体来看：根据记载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着一件“正统八年”的青花笔架。北京博物馆藏“天顺年”楷书青花波斯文三足炉。笔锋笔法，率真洒脱。而传世品里看到的“大明天顺年制”纪年款应该是嘉靖，万历或天启崇祯时期的寄托款。民窑中有大明天顺年制或者大明天顺年造的两行六字款，我们认为是明朝后期的仿品。
理由是空白期这三十年，这个时期的官窑缩减低迷，精工巧匠都由官窑转至民窑，官搭民烧。制造总量并不是很大，存世量少，史料记载少，实物带款的没有发现。经过专家、学者和资深收藏爱好者深入，大量的研究。三朝时期瓷器特征，并不能采用底款来辨识，而要通过瓷器工艺，底胎，釉面，画风等方法来加以判断。空白期采用的画法采用明早期的一笔点画技法，笔法粗放豪迈，尤其是中锋运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有了这样的理论依据，鉴定三朝瓷器就不能看底款，而要从其风格上判定了。
接下来我们说成化底款。成化期间最享有盛名的是斗彩鸡缸杯和天字罐。我们今天来说成化官窑器物的底款标识特点。成化器物的官窑也是大部分有款，主要分为匾额款和直款。
而且器物上大部分为6字两行的楷书款，款的内容为“大明成化年制”。没有“成化年制”四字款，没有篆书款。外圈线有双圆圈线和双方框圈线之分。
总体来说，官窑款的字体肥厚有力，起笔落笔都没有这种虚尖收笔多用回锋。孙银洲先生把成化款6个字编成了歌诀。
有的时候也有例外，比如大字的第2笔上端过高，这时候呢制字的一横多越过口，这种写法比较草率，彩色上少见。
仿的款的写法不一样，风格不一样，真品的款在微观下看，款上层的一层又有很云的气泡，青花色暗。
最后我们来看弘治时期底款特征。弘治是从公元~年，有些文献记载这个时期，官窑停烧了十几年，官窑瓷器传世不多。
弘治时期底款有六字，四字。有楷书，也有篆书，官窑器物多是青花楷书6字款，外面有青花，双兰圈线，红色时期款的字体比较小，笔画细，柔和，秀丽，规整，不够潇洒。有的治右边台上边的厶有时候写成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