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是历朝历代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宋朝针对士人阶级有着自己一套管理策略。
士人阶级也不全是钱权双收了，有很多士人的俸禄只够临时的温饱。尽管现代人对于宋朝的贫宦及其社会救济并不重视，但是有关于宋朝的贫宦的文章与研究也是有的。
如梁庚尧《南宋的贫士与贫宦》，《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两文分别谈到贫宦的生活困境与民间对贫宦后人的救济问题。
宋朝贫宦指的是因为种种原因造成自身经济困难的士大夫群体，其中也包括离职的官员。
这一部分的人往往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是官员但经济实力不足。对他们的救济是宋朝社会救济中的一个特殊层面。
宋朝对于贫宦的救助除了生活方面的还有对其家属的补助、差旅补贴等，这些相关政策都与普通救济补贴不同。
01贫宦的生活困境
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于文官待遇是最好的，甚至唯恐不足。根据历史了解，士大夫一月俸禄是普通百姓一年乃至两年得到收入，由此可见一斑。
就算如此，也不妨碍他们穷困。
因为官员众多，一层一层打压，且自身家眷族亲比较多，需要以一己之力供养全族要是大有人在的。
这也就造成了，哪怕为官，实现了阶级跃迁，也依旧贫困。
要知道宋朝的官员有些时候是没有俸禄的。如选人至改京官间、丁忧、贬逐或其他原因失官，就没有俸禄收入。
贫宦的经济负担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
第一，周济贫族：
宋朝理学之风盛行，宗族之间凝聚力普遍有所加强。同族人互相帮助，甚至同村的人互相帮助，都是当时的人所尊崇的。
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在践行理学的道德理想时，更是将周济族人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刘敞认为：“为仁不富”，君子欲为仁人，当“均其有余以济不足”是为“博施济众为圣”。
在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认为周济族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有官员就曾感叹：“俸微不能庇吾族”。
这样就会造成一位普通官员却需要依靠自身俸禄供养自家人以及全族人，大大小小有百十来口之多。这种情况到了南宋就更加昌盛。
如汪大猷为官显达收入丰厚。但“产业素薄仅足自给。纳禄之后用亦浸窘。”原因就是汪大猷需要养着全族老小上百人。
又如孙抃“在眉山为大族中外戚数以百数而贫无依者又众。闻公归皆来求给公竭资以周其费。”
在当时，但凡有一个家族子弟考取功名顺利当官后，那么依照当时的同族观念，对于同族之人就理应庇护，予取予求。
甚至有不少官员对帮不了同族乡亲感到抱歉。
如汪应辰为官以后对此耿耿于怀：“一乡之内版籍所载未尝有以官为户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区区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
兄弟宗族若内若外所欲以相友相恤者非一皆其义所当为者。……大抵二十五年间所望以相收相恤者其贫者日以困壮者日以老者往往物故仅有存者。
每念至此若针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责之未解婚嫁之未办而奋不及时之优此皆寝食所不遑安者。”
除了周济族人之外这些人还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也使本不富裕的经济状况更加困窘。
第二，赴任卸任旅费：
对于许多官员来说，一旦为官或迁转，其赴任卸任旅费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小官，更为艰难。
具体如陆游，由于缺乏旅费，难以成行，多亏故友凑钱助行。
如果无人赞助，有些卸任的官员士人就无法还乡，这些人往往会滞留在异地。
如黄荦知湖州归安县，“既解印，贫尼其归，僦居郡治之侧。”人或问其原因，公曰：“吾滞于此，囊无余赀耳。”
而这些人之所以为官多年还一贫如洗，除了负担沉重等客观原因外，其中不少人主观上清廉守则、仁政护民也是一个原因。
02政府对贫宦的优恤
第一，提高俸禄：
在北宋初年，官员俸入较低，因此，景德三年（年）五月，宋廷下诏大幅提高官员俸入。次年九月，又下诏增加了激励奖金。通过这两次改革，官员的俸入有了一定的提高。
此外，对于因病休养的官员给予照，发全俸的待遇，也是提高俸入的一种特殊手段。如司马康因病请假，按例停俸。
范祖禹上书朝廷，谓其家“素清贫，加以久病，用医才住，请受已见不易。”
第二，助葬与抚恤遗属：
鉴于一些官员家中确实困苦以至于连身后事都没办法，朝廷会根据其遗属或故旧的请求，给予一定的赏赐，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救济。这种救济只能算作不成规章的潜规则。
到了南宋时期，一些广南的官员设立了专门针对官员死后无以为敛、家属流落不能归者等情况的法规和救济机构。
如北宋仁宗末年，赵抃知虔州就规定了对于士族有回不来的人，赔偿“道里费”；南宋孝宗时，范成大知静江府兼广西安抚使。“凡仕族落南，使自言，给归资，至今以为法。”
庆元年间（年），广东提刑陈晔削减财用，建造六十间房子，专养士夫孤遗。又买官民田及置房廊拘收钱米，创仓、库各一所。凡入宅居止者，计口给钱，仍以其余遇有二广事故官员，扶护出岭，量支路费。其宅名曰安仁，仓、库名曰“惠济”。为保证今后能够接续运行，不致废坏，陈晔还拟订了10条规章。
(1）遇二广官员事故，家属不能出岭愿就宅居住者，每家给屋一间，七口以上二间止。
(2）买到田，每岁秋成，委官收纳，拘收到房钱桩备支遣。
(）计口给钱米，十五岁以上每口日支米一升，盐菜钱一十文。十五岁以（下）支米一升，一家不过七口。
(4）二广官员事故，孤遗扶护出岭，支给路费，自二十贯至五十贯止。
(5）过往事故官员不愿出岭，旧有丛园，就被丛葬。
(6）在宅之人亡殁，支钱三贯：嫁女五贯，娶妇三贯。
(7）官置钱米历子付各家收掌，不许预借。
(8）置砧基簿一面，本司激赏库一面，本州军资库收掌。
(9)依文思院式置斛斗各二十只，分给逐庄收管。
(10）钱米窃虑官司移易，此类兑常平钱米法施行。
嘉泰三年（年）十一月十一日，宋廷又以南郊赦文的形式制定了对广南地区官员的助葬与优恤遗属政策，其主要内容为：
(1）二广州市小官冒瘴而死者，家属扶护旅榇不能归乡，实可怜悯。广东已于广州置接济库，桩积钱米，遇有事故官员家属，赴经略司投状，除结（给）仓券外，更支给路费，以济其归。
(2）于广州城北踏逐空地，拨主义家，起造祭亭，愿将旅榇就地内丛葬者，支给靡费钱及饭米养赡，以示宽恤。
(）昨来广西经略司申，已于静江府新创广恩院，以给士夫家属流落者。可令诸监司常切恪意奉行，如有在官田亩之类，措置拨入。
（4）所有官员家属愿出广者，仍令逐州津遣。
其仕宦家属因而流落不能出广，甚至子弟为奴仆、妻女为姐婢，深可怜悯。自今赦到日，许经所在州军自陈，日下释放，仍令本州津遣
第三，资助赴任及归乡旅费：
面对上述的差旅费问题，朝廷给出一定的差旅补偿，作为朝廷的施恩。这方面，北宋初年已有规定：
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门用来款待士大夫入京和解官旅途之用，所给的厚薄根据官员品级，妻妾多少有关。
康定元年（年），对于官员卸任之后的规定作出了新的举措，官员罢任之后如遇到山险可以让当地士兵进行护送。当然，对于一些官员来说，丁忧也是类似卸任归乡一样的负担。
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小官不幸丁忧解官，大多是没有归处的。到了景德二年，解官政策才松动，这也让底层官吏的还乡压力减轻了些许。
此外，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为一些因调动或待阙而滞留当地的贫困官员，减轻差旅费负担的具体措施。
0民间对贫宦的资助与救济
南宋以后，以江南为首的经济高度发达、文风兴盛地区，设立了许多救助贪官及其实行遗属的民间机构。
第一，绍兴府义田：绍兴知府史浩创立于乾道四年（年）
针对贫困无助的士大夫，组织乡众捐款，安置良田，取其盈利，用以帮助贫困无助的士大夫死后无法安葬的人，并对这一类进行详细规划。丰收时也会给予帮助，也会教授手艺。然而虽然是为了养官员，却不能滥用。
从所资助的对象上来看，该义田并不限于“乡里贤士大夫之后贫无以丧葬嫁遣者”，而是扩大到了学子，其救助效果更为明显。
这一机构直到绍熙元年（年）以后仍然存在，前后延续数十年之久。
第二，四明义田：沈焕等乡居士人创立于绍照元年（年）
当时，沈焕考虑到有的贫宦仕族因为生活所迫，所以难以保持清正廉洁。所以联合史浩和汪大猷等人，商议创立一所义田，目的在于“劝廉耻”。
他们认为贤士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让能够保持清廉的人，不至于跟其他人同流合污，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后还有义田的存在，不必担心晚年的光景。
赈济对象及申请方法，《宝庆四明志》卷11《乡人义田》载：“仕族之亲丧不能举者，给三十缙；其亲属若邻里以闻于郡，郡覆实，俾主者行之。非二者弗予。先后缓急间从权宜，而郡守与主者皆不得私焉。”
此后，该义田运作较好，且规模不断增加。到元代延祐四年（年），义田已有田亩、山地24亩。此后，吴濠孙、陈绍祖出任提管期间，又置到亩。直到元代至正二年（年），该义田仍在，前后延续至少年时间。
第三，建康府义庄：创建于淳祐十一年（年），乃吴渊守建康时所为。
建康府士子贫寒者众多，在听说四明义庄的资助之后，根据四明义庄的模式建立的建康府义庄。而本地乡绅考虑到建康府士子，筹集大量钱财和土地，对贫寒士子展开资助。
此外，为保证资助行动的顺利开展，还制定了具体的规式，其大略为：
(1）欲将到殿人学赴任人委系贫窭者，照吉事例并与周给。
(2）惟祖父母、父母、自身、亲兄弟、妻子事故者，当给。不许以疏为亲，以无为有，妄陈荀得。
(）开仓时，须教授同正录直学五员亲到仓库，同收同支，并做好出纳记录，岁终有会。
(4）置租课总簿催销，季终有会。
(5）凡有陈情者，即请本学契勘诣实保明，具申提督厅支给，牒学遵照施行。
(6）将田亩籍册及义庄始末并刻于石，以垂永久。
04总结
综上所述，宋代对贫穷的救济是多方面的。除了官府对于官员的生活救济，还有丧葬费、上任和离任的差旅费等。民间还设立义田用以帮助贫宦，且这类机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
从方方面面来看，不管是朝廷的帮助还是民间的帮助，除了帮助贪官脱离困境之外，对于减少官员腐败，维护官员的道德模范，促进文化风尚，都有着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