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王朝，封建制度在此时已经幵始衰落，为了挽救自身危机，统治者尽一切可能和一切手段来维持其统治，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宋朝设置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彼此相互牵制，为了加强皇权的控制，行政机构设置复杂，而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建制更为复杂。
包拯作为清官的代表，一千多年来他成了公正和正义的象征。历史上的包拯是怎样的一个人，真的斩国戚杀贪官么？
一、历史上的包公形象
1、家庭教育使然
包公出生于小官宦家庭，其父曾做惠安的知县，虞部员外郎。他对包公非常疼爱，使包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包拯从小聪明勤奋，加之儒家思想在北宋王朝的教化下，包拯的品德方面是十分优秀的。比如包拯由于父母年岁已高，他就辞去官职，专门回家照顾父母。
宋朝建立之初就幵始出现了党派之争，到仁宗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包拯始终没有参加党派之争，包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公正地发表对问题的看法，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以维护皇权的角度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出发点。
包拯为官年，在包拯为官期间正是朝廷深处变革的时期，在包拯为官后期，发生了王安石变法，从而也能看出当时变革的紧迫性，包拯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个科举进士，包拯有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在为官的过程中，也总结出一些关于吏治的经验教训，包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无愧于君主、国家和百姓的官吏，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包拯的秉公执法、执政为公及为民做主也为包拯留下了一个千古美名——“包青天”。
2、直言上谏、揭发贪官
在封建社会忠于最高的统治者，也就是忠于自己的国家。现存的包公奏议谏稿就是包公针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向仁宗皇帝提出的建议。
包拯更是在他的奏议中，明确指出姓名揭发的腐败官员就有六十一人。他除了对皇亲国戚、官僚大臣不留情面的提出弹劾和罢免建议，对于仁宗皇帝也敢提出批评，《请绝内降》就是例子。
包拯直言不讳，甚至不怕触怒皇帝，把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正由于他对国君忠心耿耿，言辞纵有过分之处，仁宗也能虚心听取，没有人说他做得不对，包公得到了当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北宋中期，社会腐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包拯以民众为本，加之直言不讳的品质，对于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势必嫉恶如仇，严加法办。
针对政府的腐败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向仁宗提出至少在五十封谏言书，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了解。包拯从入仕以后，一直廉洁自守，不畏权贵，为百姓公平断案。
二、不惧权贵的缘由
1、北宋时期政治环境宽松
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很多通过科举采用的官员得到了重用，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王安石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并且宋代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家精神治天下，宋代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言论比较自由，这对于依靠科举制度走上仕途的文人来说，无疑如鱼得水，即使因为直言进谏而有过失，惩罚相对于唐代来说也是比较轻的。
包拯与宋代仁宗的君臣关系也是成就包拯这一清官形象的一个重要条件，宋仁宗以“仁”而著称，他所统治的时期言论比较自由、政治比较清明，这与他能够虚心纳谏，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是分不开的。
2、包拯与皇帝的关系
宋仁宗与包拯君臣关系长达三十五年，他对包拯始终是信任不疑。明朝人李贤在《读包公奏议》中说，他读包公奏议，才知宋仁宗之贤，三代以下绝无而仅有者。他所以容受直言，盖其天性之美，除非出于勉强。包公奏议，仁宗赐之也。
李贤的话虽然有点言之过激，但也说明了仁宗对于成就包拯这个清官的重要作用，而包拯高尚的品格也赢得仁宗的赞赏。包公擢任陕西路转运使，按照惯例在上任前应该赐给“金紫”官服，可宋仁宗一时疏忽忘了此事，于是包拯就穿着
原来的官服上任去了。可别的转运使在上任前却主动要新的官服，和包拯相比之下，宋仁宗感到包拯的品质更高一筹。在北宋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包公自身除了具有那么多可贵的品质外，恰又遇上了宋仁宗这样善于纳谏的皇帝，包公清官形象的成就绝非偶然。
3、包公的史治思想
包公确实胸怀大志,政治抱负不小;另一方面,包公心目中的理想官僚,乃是清廉、正直、忠君。所以,如果我们意欲解读包公的吏治思想的话,那么,基点应放在这一方面。
对于“心”的治理,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向来非常重视。包公的“吏治思想”的结构,上层是竭忠于君,下层施爱于民,贯通之间的是清心和直道。还要消除“朋党”痛疾,形成协调的官场政治空间。
包拯所处的时代，和平与繁荣仅仅是北宋王朝表明上所表现出来的，而事实上，宋朝政权早已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贪腐腐败之风，朋党利益争夺已经出现。包拯认为朝廷必须通过用法令严惩贪赃枉法、棄政害民的种种行为。但宋朝的选吏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选拨对朝廷有用的官吏。
包拯主张对科举取士应该考察他们的德行，不仅极力主张同罪保举，而且还要带头实行之。至和二年，包拯因任陕西转运使时，举荐凤翔监税卢士安不当，以“坐失保任”，追一官，降小郡，乃以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同罪保举制度的实施，无疑会为北宋王朝举荐选拨—批贤才，也阻止了一些平庸之辈的滥进。
北宋王朝官僚队伍日渐庞大，在景德、祥符时，文武官员总共才九千多人，而等到了仁宗的时候，官员总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七千人，在四十多年间，北宋官员已经增长了近一倍。包拯极力劝仁宗要勤俭节约，精简人员。在呈给仁宗的奏议中，包拯认为知人善用才是帝王最大的德，要求仁宗知人善用，并向仁宗提出一系列用人的基本原则。
三、民众口中的包公
1、民间的包公崇拜
从古到今，包公无论是作为人们崇拜的人还是神，始终有一根线贯穿，那就是他是清官的典型。当社会黑暗、贪官污吏豪绅横行霸道，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人民最期盼清官的出现，即使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会幻想着这样的清官出现，从而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腐败黑暗的一个时期，人们渴望像包公这样的清官出现来拯救他们，包公戏在元代被发扬光大也是形势所趋。人民大众自发的崇拜包拯也是他们心理的强烈需要，他们通过包公戏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
2、包公是民间信仰
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清官包公，能力是有限的。在元代那样的社会能惩治权豪势要、皇亲国戚，必须有超人的威力才能做到，元代的人民是通过对包拯的神化与智慧的夸大，来完成对清官包拯的崇拜。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几乎是无所不能，上到天庭下到地狱来去自如。
在清朝时期，包公不再单纯的是那个什么都可以不顾的解民于倒悬的救星，相比于明代小说中的包公，清代的包公作为一个封建官员的“忠臣”角色加重，与皇权的斗争不再那么坚决，具有常人的官场斡旋的心态。
结语：
包公无论是作为人们崇拜的人还是神，始终有一根线贯穿，那便是他是清官的典型。包越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型代表，他以为政清廉、执法公正著称，不仅被老百姓所铭记，也为后世的帝王和政治家所肯定。
包拯实际从政年，在这年间，包拯做了很长时间的监察，包拯在为官之道上即是在北宋年间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其本身的品德有关系。
参考文献：
《包拯年谱》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