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澶州之战最后的结果，是契丹从宋朝境内退兵，宋朝每年给契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谓之岁币，从此以后宋、辽两国结为兄弟之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从现代的观点看，割地赔款是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设定。“澶渊之盟”没有割地，但却是算赔款，所以今天我们对它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但是历史事件还是应该还原到历史中观察，澶渊之盟到底价值如何、作用如何，恐怕还是应该由宋人说了算。前文我们提到过王安石的咏史诗《澶州》，他把澶渊之盟称为“欢盟”。何谓“欢盟”？字面理解就是愉快的盟约，由此可见这是一种积极的评价。
为什么愉快呢？因为自澶渊之盟后，宋朝与契丹结束了自宋建立以来40多年的敌对状态，不用再打仗了；不打仗对于老百姓，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所以宋真宗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宋朝赔款了呀，这不平等。确实，这是花钱买和平，跟汉、唐把匈奴和突厥打得找不到北相比，宋朝看起来太弱了。
可这钱值不值呢？我们得从两个方面看。首先是，每年三十万的岁币，于宋朝而言，是否是一个负担。在当时的参知政事王旦看来，这所谓的岁币，与用兵所花的费用相比“不及百分之一”。后来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估价高了些，但也说不足军费的“百分之一”。北京大学越冬梅教授做了个非常精准的估算，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三十万的岁币，不足宋朝每年现金收入的1.53%；而如果算上全部收入，则不足0.4%。
由此可见，三十万的岁币对宋朝财政而言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宋徽宗朝的宰相郑居中甚至把这些岁币跟汉朝的军费做了比较——由于仁宗时代契丹的敲诈，此时岁币已经增长到五十万了。那么五十万又算什么呢？郑居中说：“我们现在岁币五十万匹两，与汉代跟匈奴单于议和，每年给一亿九十万，再加上西域七年用了四百八十万，那么如今的岁币并不算失策。又后汉永初年间(一13)，羌族诸部落叛乱，时间长达十四年，用兵费用达到二百四十亿，永和之后()又搞了七年，耗费八十万亿。”郑居中对于汉朝军费的估算未必准确，甚至有所夸张，但也说明，以岁币换和平，总比打仗花的钱少很多。
用省下来的钱搞国内建设，难道不好吗？更何况，这钱还不一定是自己掏的。我们不得不赞叹宋人的智慧，他们很会算经济账。我不是每年给你三十万吗？没问题，我们做生意，开榷场，在榷场里，契丹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宋朝的国库里。所以按照宋人自己的说法：“祖宗赐予契丹的钱，都是来自榷场每年的收入，取之于契丹又用之于契丹，对咱大宋来说没有毫发的损失。”
宋朝有钱，宋朝愿意花钱，可这钱花了有没有效果呢？这就是第二个方面了。答案是，效果非常明显。契丹除了在仁宗时又敲诈了宋朝一次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很守信用的。所以宋、辽边境自盟约之后年没有打过仗，而后来首先撕毁盟约的，还是宋朝一方。宋朝想要和平，契丹想要财物和面子，双方各取所需，应该说，这个盟约是双贏的。
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是“欢盟”，那么对于当事的寇准和真宗来说，如何呢？我想寇准肯定是不爽的，本来可以一举恢复幽云地区，完全解决宋朝在北方的祸患，可最终不是天不从人愿，而是君不从人愿。但没办法，专制时代，皇帝是最后的决策者，皇帝说不打，议和，那就只能议和了毕竟这两个选择此时都已经跟社稷安危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把这次亲征的成果扩大到什么程度而已。回朝之后他还附和了皇帝两句，并且跟毕士安一起把河北用兵所造成的伤害都揽到自己身上。
那真宗爽不爽呢？本来应该是很爽的，自己不但安全回到开封，最终达成的盟约也确实带来了和平的效果。因此，十ニ月十九日君臣回到开封后，他们还乐呵了一阵子，而真宗也觉得寇准确实是一个能臣，因而厚待了寇准。加官晋爵就不用说了第二年，亦即景德二年()的科举考试，寇准跟毕士安都为落榜的亲戚求功名，真宗全部批准了。但批准之后，又下了一道诏书，说这种事以后不能再干。
这本来就是破格之事，对其他落榜考生来说极不公平，若非寇准、毕士安二人在澶州之役中立下功勋，真宗是万万不会同意的。不过也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王钦若向真宗打了寇准的小报告，让真宗“欢盟”后的快意一扫面光。王钦若首先问真宗：“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社稷之功吗？”真宗回答说：“当然了。”王钦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说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什么呢？”真宗愕然反问：“你为何这么问呢？”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都以之为耻；澶渊所做的一切，就是城下之盟啊。以陛下您万乘大国之尊贵，而去跟契丹结城下之盟，有什么耻辱能与此相比呢？”
真宗听了，脸色立马就变了，显然很不高兴。王饮若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赌徒们怕钱快输完了，于是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押上了，这叫孤注一掷啊。陸下，您就是寇准的孤注啊，这可是非常危险的！”
王钦若的话可谓诛心之论，必欲置寇准于死地而后快，但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知道他说的既无逻辑又没道理。首先什么叫“城下之盟”？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左传》，指的是敌方大军压境，战败国被迫签订屈辱性条约。在澶州之战中，辽军确实大军压境，可宋朝一方是被迫的吗？当时辽军在各地可以说怎么打怎么不顺，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州城都拿不下来。
宋人陈莹中就指出：辽军攻打威虏军和安顺军，就被魏能和石普打败了；攻北平寨被田敏打跑；攻打定州又被王超抵御住；围攻河东的岢岚军却被贾宗赶走；侵略灜洲又被李延渥击败；攻天雄军有孙全照抵御(其实也应该包含王钦若)；最后好不容易打下了一个德清城，再往南走打到澶州城下，
又被李继隆抵挡住，还损失了一员大将。可以说辽军在战场上毫无优势，所谓逼迫宋朝签约，根本无从谈起。更何况，当时寇准还主张进一步收复幽云，不想就此议和。如果非要说有一个人被威迫到的话，那就是宋真宗自己了，如果不是他临场怯战，有可能三十万都不用给。
议和之后，也有大臣提出说三十万的岁币太多了，还是毕士安为真宗解围，说：“如果不这样，那么契丹以后所顾虑的东西就不多了，和平就不能长久了。”可见对于议和之事，除了寇准外，还是有持不同意见之人的。王钦若“城下之盟”的话，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真宗听后立即脸色大变，非常不悦。
但我认为，这段描述中，真宗此时所不快的并不是寇准，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不是一个笨蛋，前面的话只是先给真宗下套，后面“孤注一掷的话，才是真正诬蔑寇准的。当真宗认同了“澶渊之盟”是个城下之盟后，肯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愤，而王钦若就趁机把这种羞愤的责任转移到寇准身上：若不是寇准把陛下当作孤注，逼着陛下上路亲征，陛下何来签下这个耻辱的城下之盟呢？
平心而论，说寇准孤注一掷也没有错，当时的情况是只能进不能退，一旦退却，军心涣散，宋军必败无疑。而前进则能激励军心，尚且有胜的希望，而且就当时的形势看，胜算还比较大，因而进退得失，不言自明，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选择。
《长编》还指出，进谗言者说寇准无爱君之心。可寇准若不爱君，如何会在城头与杨亿饮酒赌博，以此缓解真宗紧张的心理？更进一步说，如果寇准当真是一代枭雄，完全可以挟持皇帝继续北征，从而成就自己的不世功业，可他最后还是妥协了，说明他十分在乎真宗的想法与安危。
寇准的另一份孤注是他自己的前途，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但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他难道真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他知道，但兵凶战危之际，他必须独断，甚至有很多事情是违背真宗旨意的，所以战事过后，他第一时间就请罪去了，说：“如果臣全部按照诏令行事，这件事哪能这么快了结呢？”当时刚刚达成和约，真宗自己满心欢喜，所以还慰劳了寇准几句。但寇准心里清楚，他伙同禁军逼着皇帝上前线的行为，以后肯定是要被秋后算账的。
结语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件事在真宗心里就是一根刺，后来不但寇准被罢相，连同挟持皇帝过河的禁军首领高琼，也被真宗记恨上了。景德三年十二月(年1月)高琼病危，真宗在王钦若的教唆下，甚至没有亲自去看望高琼。可为了大宋的基业，寇准完全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