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亲眼看到了唐末和五代十国割据混战的情形，建立北宋政权以后，宋太祖经常夜不能寐，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使新生大宋王朝摆脱各路藩镇割据、政权经常改朝换代的局面。
01以优待政策换取边地人士认同
其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武力夺天下的赵匡胤清楚地认识到五代之所以不太平就是因为几乎每个统治者都是军阀出身，手握重兵，强大的个体军事力量是造成大一统王权不稳固的最直接威胁。
于是宋太祖实行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国策，不仅将开国功臣的兵权收归中央，而且转而重用文官，形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科举制度正是实现宋太祖这种政治抱负的最好途径。除了特奏名制度之外，北宋时期还制定过一些特殊政策以巩固统治，使唐太宗名不符实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在北宋成为基本达成的愿景。
其中分域施策的科举优待政策很值得探索。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华夏文明实际上就是大河文明，沿河流域历朝历代几乎都是繁庶之地，这就造成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蛮荒之地的文化水平自然低下。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繁荣随之带来的就是文化繁荣，从唐科举取士名单可以看出南方士子开始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
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政局动荡不安，直到宋代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再加上经济重心南移己久，但科举是一个统一标准的测试，北宋时期北方士子在科举考试中逐渐处于劣势，最终导致南北方取士之争和逐路取人策略出现。
北宋中期两大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和欧阳修曾因南北科举取士不平等激烈争＾论，司马光直接提出将科举取士的标准定为经义而非诗赋，在《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提出“逐路取人”。
同时他还在奏状中直接列举嘉祐三年、嘉祐五年和嘉祐七年省试录取情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这个奏状可以看出这三年国子监和开封府在省试录取人数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路。
实际上北方士人擅长经义，司马光此举意在提升北方士人的录取比例。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欧阳修的强烈反对，欧阳修是江西庐陵人，擅长诗赋，自然不愿看到诗赋在科举考试中取消，这可以明显看出司马光与欧阳修观点不同是南北利益集团的矛盾。但是当时关于两者的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科举考试仍然是以程文作为去留标准。
为了解决北宋科举考试中的确存在的南北不均衡问题，北宋开始执行分域施策。起初是实行“解额”制度，所谓“解额”就是士人通过解试之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的名额，由于参加科举考试人数较少，刚开始解额是没有固定人数的，但是随着科举平民化参加科考人数水涨船髙，贡院之内人满为患，官员不堪重负，宋真宗时期推行固定解额制。
解额制度的实施实际上表达了北宋统治者对地域平等的关心，根本目的依然是稳固统治。
后来宋神宗时期，他命令范纯仁改革科举制度，范纯仁提出“南省只试策论、经义，仍各分路分考校，逐路各与优立分数取人，至御前，仍依分数与放及第，则诸路得人无不均一。”
范纯仁提出这种科举考试方法旨在保证科举取士地区公平与考试公平之间的平衡，这种方法得到宋神宗认同，于是下令先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五路实行此法，称为“五路法”，这是在范纯仁提出省试逐路考试基础上进行修改，从实施地区可以看出，宋神宗此举实际在于优待北方士人。
因为北宋统治者一直推行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所以赵宋王朝整体军事力量较为薄弱是毋庸置疑的，面对辽和西夏的虎视眈眈，如何巩固边防是国家治理重中之重。因此北宋科举在分域施策的基础上，对于边防地区也有特殊的优待。
北宋时期特奏名制度是应举者积累到一定举数可以免解试，实际上为巩固边防需要，北宋也有不用积累一定举数就可以直接免解试而参加省试者。
这类应举人员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在北宋和辽、西夏的战争过程中曾经受到敌军侵略的地方或者英勇奋战抗敌者；第二是应举者本人在对敌战争中或者上书言边事有功者可以免解试；第三是对于沿边地区应举人经常特予免解试。
一般正常科举考试须通过解试、省试、殿试方可释褐授官，直接免去解试无异于给应举者大开方便之门，类似于我们今天考试中考或者高考中的保送制度，能够获得这种资格的士人自然是欣喜若狂，如果能考取功名则更加对皇帝感恩戴德，因此特予免解对于沿边应举人具有高度安抚和鼓励作用，对国家边防和军事安危至关重要。
同时，由于北宋时期为了抵御辽和西夏的进攻，河北、河东、陕西沿边诸州应举士人经常受到战事影响，往往会延误固定时间的考试，因此北宋时期还会为这些被战事耽误的考生单独开辟考场，并且在录取方面也有优惠政策。
咸平二年九月契丹军大举南下入侵北宋，十二月宋真宗亲征曾驻扎在当时河北一带，咸平三年一月契丹军败退。于是咸平三年大开科举，尤其是对沿边地区举人优渥有加，由史书记载可窥见一斑。
无独有偶，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契丹军再次南下入侵，宋真宗再次亲征依然驻扎在河北一带，这次双方签订了“檀渊之盟”，第二年科举取士总共有近人，这次取士之多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之所以取士人数如此之多，仍然是因为宋真宗体恤沿边举人，在正常省试之外对河北人专门举行了一场省试，而且规定凡是曾经参加省试不合格但是在抵御契丹入侵时守卫城门者可以直接参加殿试，还有规定凡是在瀛洲守城有功的举人都可以直接参加殿试。
这两次史书记载关于北宋时期对于边防取士采取优待政策是非常经典的例子。这个政策实行意味着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举人可以比其他路的举人早三人被赐出身等，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早三年入朝为官，这显然是为了激励沿边三路士人积极抵御入侵、保卫赵宋王朝、稳固边疆统治。
02士人国家认同的有限强化
北宋以前的朝代更迭大多数是因为王朝内部腐朽不堪，百姓怨声载道，藩镇割据战火不断，很少有人需要去抵御外族。
但是北宋时期形势突然开始复杂起来，北宋与辽和西夏毗邻，加上北宋国策重文轻武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经常遭受外族入侵，加强边防实力巩固北宋统治十分必要。
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能够直接笼络士人，有效遏制落第士人铤而走险投奔他国，而且能够激发士人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正如张元《鹦鹉诗》云：“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
总之，北宋时期，不管是对沿边地区举人特许免解试、另设考场加试，还是特奏名递减一举、特赐授官等等，这些制度本质上都是北宋统治者出于巩固边防、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
这些政治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塑造了北宋士人保家卫国、效力沙场的国家认同和责任感。但北宋科举制度是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北宋初期统治者并没有实行殿试不黜制度，于是很多士人几十年寒窗苦读或许都换不来功名利禄，可能会对统治阶级心生不满。
在宋仁宗时期就曾发生过落第举子叛逃他国事件，张元年轻时也充满理想抱负，据说他曾作《咏雪》诗：“七星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这样拥有雄心壮志的男儿多次参与科举考试未中，想要投笔从戎未果，最终只能愤而投奔西夏。
张元他们在西夏凭借对北宋地区的了解在战争中几乎让北宋节节败退，以此获得西夏君主信任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生活。
张元们的反噬，代表着科举失意者危害性的顶峰，这启示我们，士人们秉持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念中，“帝王家”不一定是赵宋皇廷，或许也应该不惮以理性经济人来界定北宋士人。
因此，北宋科举或许使得其时的国家建构超越了吉登斯“传统国家有边陲无边界”的断言，只是此种超越或还有限。或许吉登斯的话在北宋科举这里可以修订为“皇权边界有，国家认同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