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在哪个朝代都不是好事，会造成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等后果，导致国家严重内耗，国运衰败，甚至亡国。繁荣无比的北宋轰然倒塌，后世总结其经验教训，往往把“党争”列为祸端之一。那么，北宋的党争因何源起，为什么愈演愈烈，谁能决定“党争”的走势与胜负？也许看清了这些，就会明白前车之鉴在哪里。
早年的“南北之争”
宋朝在北方建国，从皇帝到大臣北方人居多。宋太祖赵匡胤比较倚重北方人，曾有遗训要求不用南人为相。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担任宰相的都是北方人。四川人苏易简大概是最早当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南方人，他也是电视剧《清平乐》里大才子苏舜钦的爷爷。直到宋真宗时，江西人王钦若才成为第一个当宰相的南方人。
不仅如此，早期宋朝的进士和状元中，北方人占据绝对优势。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为例，状元是苏易简，其他大部分是北方人。同年的进士中，后来官居相位的有六人，即寇准、李沆、向敏中、苏易简、宋湜、王旦，只有苏易简是南方人，其中寇准、李沆、向敏中、王旦都做到了宰相。到宋仁宗时，南方的进士才超过北方，宰相中的南方人后来也多于北方人。
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不存在什么“南北之争”，满朝尽是北方人说了算，南方人没有多少话语权。“南北之争”是从王钦若成为副宰相后，与宰相寇准展开的。他们原是上下级关系，真正爆发矛盾是在宋真宗景德元年。那年有大事发生，辽军入侵，攻城掠地，让宋朝君臣非常紧张。
从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后，宋朝对辽国就由进攻转为防守。宋真宗的胆略一般，有些怯战。这时，王钦若献计迁都金陵，还有四川人、枢密副使陈尧叟提出迁都成都。而寇准是坚决主战的，他斥责他们：“谁出这样的主意，按罪当诛。”在寇准的坚持和推动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同时，寇准为了防止王钦若再影响宋真宗，把王钦若派到前线去。
宋真宗来到与辽军对峙的澶州后，宋军士气大振，辽军的主将被射死，进退维谷，与宋朝议和，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保持了百年的和平。此后，寇准以大功自居，威望上升到顶点。而王钦若成为逃跑的代表，被降了职，在朝廷里抬不起头来。王钦若恨死了寇准，总想找机会扳倒他。
在寇准飘飘然，让宋真宗感到不舒服的时候，王钦若出手了。他对宋真宗说：“对澶渊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寇准为何有拯救社稷之功？”宋真宗被他问得愣住了，反问道：“为什么？”王钦若说：“陛下签下的是城下之盟，这是何等的耻辱啊！”宋真宗听了不是滋味，王钦若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孤注一掷吧，陛下就是寇准的孤注，这是多危险的事啊。”
经过王钦若这样的挑拨，宋真宗竟然怀疑和疏远了寇准，免去了寇准的宰相职务，外放出京。王钦若以为他可以接替寇准，但接替寇准的是王旦，与寇准同年的进士。王钦若当然不会消停，又掀起了更大的风浪。
“五鬼”登台，皇太后刘娥消弭隐患
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有了新的认识，总想一雪前耻。再与辽国开战，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他的选项。善于逢迎的王钦若献上了一条大计——封禅泰山。这是帝王建立丰功伟业后才做的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功绩，二是祥瑞。论功绩，宋真宗不好说，那就在祥瑞上下功夫。于是王钦若一番装神弄鬼，降下了祥瑞“天书”。于是，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天书，寇准也鬼使神差地献上了天书。
在得到上天的授意后，宋真宗担心封禅的费用问题，主管朝廷财务的代理三司使丁谓说：“费用足够，恐怕还有富余”。宋真宗想建个玉清昭应宫存放天书，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丁谓又说话了：“皇上拥有天下的财物，何况建一个宫呢。”于是，宋真宗直接让丁谓主管修宫，正式任命他为三司使。
王钦若、丁谓外加林特、陈彭年和宦官刘承珪，这五个人围着宋真宗转，帮着宋真宗完成了劳民伤财的泰山封禅，耗费巨资建造玉清昭应宫等事宜。因为有功，王钦若升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丁谓做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其他三人也得到重用。这五人基本都来自南方，人称为“五鬼”。
宰相王旦当然反感这溜须拍马、投机取巧、扰乱朝政的“五鬼”，他曾坚决反对王钦若当宰相。枢密副使马知节讨厌王钦若，与王钦若和另一枢密使陈尧叟争执不休，导致一同被外放。王钦若后来又官复原职，但因事再度被宋真宗外放。寇准的经历也差不多，王旦去世前，推荐寇准担任宰相。寇准再度出山后，他的对手已变成副宰相丁谓。
宋真宗晚年患病，皇后刘娥参与政事，丁谓弄权。寇准请示宋真宗，请太子赵祯监国。不料事情泄露，寇准先被免。参与此事的大太监周怀政想发动政变，但被丁谓得知。丁谓连夜与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并告诉刘皇后，处死了周怀政，贬黜了寇准。
宋真宗去世后，宋仁宗赵祯继位，皇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她下令把天书随同宋真宗一同下葬，并停止建造各地存放天书的宫观。之后，她清除了权臣丁谓和曹利用。为避免“党争”，她把大臣亲属的姓名画成图，贴在墙上。每当有升迁机会时，她都对照图，非两府重臣的亲戚才能提拔。
从宋仁宗到宋徽宗，由平衡到失控
宋仁宗当皇帝的第一年，寇准在雷州去世。“五鬼”之首的王钦若复为宰相，去世后受到厚待。宋仁宗后来反思了，对辅政大臣说：“王钦若长期在朝廷任职，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奸邪啊。”宰相王曾说“：当时称他们五人为‘五鬼’。”
宋仁宗亲政后，着力避免朝中出现朋党。宰相吕夷简被指控任人唯亲，宋仁宗便外放他出京。庆历新政时，目标是治理“三冗”，从“冗官”下手。那时，执行新政的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石介、欧阳修、蔡襄、苏舜钦等积极拥护新政，但被反对派攻击为朋党，还诬陷石介和富弼有谋逆之心。欧阳修写就《朋党论》，建议君主排斥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使天下得以安定。
宋仁宗看到新政阻力较大，朋党之争再起，就外放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停止了新政。后来，宋仁宗又召回了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执政。在宋仁宗一朝尽管存在不足和失误，但他始终自觉接受监督、约束自己，有问题能够及时纠正，更重要的是保持了朝堂的平衡，多任用贤德之人，不扰民不折腾，形成了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经济繁荣的“仁宗盛治”。
宋仁宗之后，宋英宗在位时间短，变化出在他儿子宋神宗一朝。宋神宗有雄心壮志，为了根治“三冗”，富国强兵，启用王安石为宰相，进行了全面的变法。但变法同样遭到了反对，当年拥护庆历新政的老臣韩琦、富弼、文彦博和司马光、吕公著（吕夷简之子）、苏轼兄弟等人都成为反对派，主要理由是新法扰民和谋利。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更换了言官，把反对派外放出京，任用了一批赞同新法的官吏。巧合的是，王安石重用的章惇、吕惠卿、蔡确、曾布，和他的女婿蔡卞及其哥哥蔡京都是南方人。反对变法的一派基本都是北方人，双方被冠以新党和旧党，这似乎又是一场“南北之争”。
问题的关键在于，宋神宗没有超脱，站在了王安石一边，为了加速变法，把朝堂变成了一言堂，让天下的官吏都变成了新法的执行者，凡是反对者都加以斥责和排斥。如此运作，使台谏监督机制成为执政的工具，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耿直士风消失了，百姓也颇有怨言。尽管新法取得成效，国家积累了财富，有能力对西北用兵了，但由此导致的最大隐患就是“党争”。
果然，宋神宗去世后，他年幼的儿子宋哲宗登基，他母亲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召回旧党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执政，不但“以母改子”地推翻了新法，转而对新党进行严厉打击。宋神宗时，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没有论处死罪，被从轻处理。宋哲宗元祐年间，前宰相蔡确遭遇“车盖亭诗案”,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发配到生存环境恶劣的岭南，最后死在那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大肆贬黜新党。在司马光去世后执政的吕公著，及其后的宰相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吕大防等人都反对如此对待新党，但言官和一些大臣火力十足，高太皇太后更不答应，“党争”一发不可收拾。
高太皇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宋哲宗亲政后，又召回旧党的章惇、曾布等人执政，蔡京、蔡卞兄弟也回朝了。他们一面恢复新法，一面对旧党进行了报复性打击，把吕大防、苏辙等人都发配到岭南，苏轼被弄到了荒芜的海南，这种状况几乎延续到宋哲宗七年后去世。
继位的宋徽宗是宋哲宗的异母弟弟，宋神宗的向皇后垂帘听政，赦免了旧党，召回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做宰相。一年后向太后去世，宋徽宗任用蔡京做宰相，又开始清算旧党。这次蔡京做得彻底，二次把旧党刻上石碑，公示天下，最后一次把反对他的人也刻入石碑。就此，“党争”结束了。权势熏天的蔡京一伙变本加厉地敛财，宋徽宗更大兴土木、纵情享受，使朝野上下腐败之风蔓延，民不聊生。待到金军打进来时，等待北宋的只有灭亡。
总结北宋的“党争”，“南北之争”是开端，宋真宗时有些激烈，但在宋仁宗一朝得到有效控制，往后就失控了。其中，皇帝和皇后、皇太后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如果他们是超脱的，明白“党争”的危害，那就可以清醒地纠错，把“党争”消灭在初始阶段，就像宋仁宗那样。如果他们不超脱，还加入“党争”，那就会形成压倒性优势，让“党争”毫无悬念。而且，任何得势的一方，都以打击对手及其施政为目标，不论青红皂白，失去了公允性，影响不会都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