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祖宗之法”实际是一个很开放的概念。后来北宋保守派士大夫攻击新政也提到了祖宗成法云云，觉得新政变革祖宗之法太多，也是打着祖宗之法的旗号。这就是政治，嘴上说一套，实际想的和做的是另一套。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里，提出了针对北宋政治的十条改革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其实涉及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官员的管理制度，这涉及“明黜陟”和“均公田”第二，“抑绕率”、“精责举”、“择官长”涉及的是官员的选任制度；第三，经济发展上，涉及“厚农桑”“减徭役”；第四在军事上则是“修武备”；第五，在树立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方面，范仲淹认为要“覃恩信”、“重命令”。
范仲淹在经济发展上提出要“厚农桑”“减徭役”，农业是立国之本，徭役关系民生。这两点于宋代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联系。范仲淹所提倡的，是以农业繁荣来安定百姓和社会，其实是在巩固一种小农经济，用土地束缚百姓来换取稳定。范仲淹认为，要兴农就要让政府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他建议每年秋天官员们到农村去听取农民关于农桑发展的建言，在次年二月实行改良计划，“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
庆历四年正月二十八，宋朝政府还下达诏敕，其中讲到了当时“食者甚众，而输者已殚，劝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尽耕犹不给，而半为游惰之手；使岁常熟犹恐乏食，而多罹水早之凶”的状况，要求官员“兴水利、辟田荒、课农桑、增户口”，这算是对范仲淹建言的有力实践，不过实际上宋代自宋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设立劝农使，便一直有劝农制度，也出现了不少劝农文，要说仁宗劝农就一定是范仲淹的主张起到了作用，恐怕缺少最直接的证据。
至于“减徭役”，宋朝本来就奉行轻徭重赋，而且还没有兵役，减少徭役才利于农民集中精力投身生产，生产进步才能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人，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军事方面，范仲淹强调“修武备”，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北宋当时边患重重的局面密不可分，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曾经总结过澶渊之盟以后宋代的军备状况，所谓“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朝廷上下都不重视军备，不把潜在边患当回事，消极苟安。范仲淹亲西北战场主持过作战，对宋军的实力和国家文恬武嬉的状况应该有着充分的了解，他是能看到这些问题的。
关于宋代的军事制度，范仲淹以为，现在这样的募兵制并不好。实际上由于前文已经指出宋代轻徭重赋、没有兵役在客观上导致募兵制的发展，因而范仲淹提出改革军事制度其实是考虑到了募兵制造成太大财政负担的问题，毕竟庆历年间军队总数是一百二十五万，达到了宋朝建国以来兵员总数的峰值，而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确实也说到了如今军队开支过大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范仲淹认为，宋代应该放弃荒年募兵的做法，恢复唐朝的府兵制，他说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百三十余年，“戎臣兵伍，无一逆乱。至开元末，听匪人之言，遂罢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至于丧亡”。
又说宋朝开国，宋太祖将天下精锐之兵收拢到京师周围，设置了禁军、厢军制度，行使募兵制，对士兵“衣粮赏赐丰足”已经八十多年了。如今西北边患重重，“京师卫兵多远戍”，这些被派往边疆的戍京卫队如果被抽回，又会使得“外御不严，戎狄进弃，便可直趋关辅”。如果在京师新招兵士，能招来的那些人不过是“聚币井之辈”，很容易嚣动，而且只要财政一紧张，这些人拿不到足够的工资，就会成为群盗。
如今国家经济萧条，要是遇到连年饥荒，拿什么来供养军队呢？“请约唐人法，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得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瞻之费，一时教战”。
“修武备”是《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唯一最终没被付诸实施的建议，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范仲淹认为宋朝应该加强军备这本没有错，但是他推崇府兵制，实际上是大谬。庆历四年韩琦和范仲淹面对西北边境紧张的局势，联名上书要修京城、推行府兵制。结果余靖就激烈地上书反对。
余靖指出，“无故而修京城，乃是舍天下之大，而为婴城自守之计。四方闻之，岂不动摇？”事情还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西夏还没打进内地，就先忙着修京城，岂不是输了土气。至于行府兵制，余靖更是觉得不可行，他以河北诸路行府兵制造成“百万农夫皆失其业”为例，提出如果推行府兵制，好处还没捞着，而“先致其害也”。可谓从现实可操作性的角度论证了府兵制之不可推行
至于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则要考察唐时府兵制被废的原因。实际上唐朝从贞观到开元，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军队叛乱，更重要的是，开元时废府兵也不是因为有“匪人之言”，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学者认为中唐以来的募兵制导致了士兵社会地位下降，从而影响了官兵的战斗力。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府兵制推行的经济基础。唐朝时期的府兵制承袭自北朝时期，但是在唐朝，府兵制出现了一种转型，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和均田制的发展，自耕农广泛存在，这使得府兵出现了“由家兵部曲和军将自筹给养转变到军队皇朝直辖和兵土自备资粮”的现象。
然而到了武则天时期，租庸调制和均田制被破坏、江南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土地买卖普遍，封建经济的发展最终冲击了对底层民众造成了极大经济负担的府兵制。府兵虽然得免部分赋役，但据岑仲勉考，府兵的实际获利不足偿失，这使府兵在实际上沦为贱役。国家希望以小利换取民众的大量劳动，而府兵在得不偿失的现实境遇面前却趋向自私，这种矛盾状况所带来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最终使得农民普遍反抗兵役。“府兵为封建国家统治农民的重要工具，农民反抗兵役，便促成府兵制的崩溃，导致兵制的代兴”。
置言之，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乃是一种历史社会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和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范仲淹对军事制度的认识存在片面性，由此也可以看出庆历新政并非是一场足够完美的改革，它也存在问题。
其实，古来文人常常病急乱投医，但逢国难当头，总想着让全民兵。历史上不止范仲淹有过这样的主张，抗日战争的时候，史学家雷海宗写过一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兵》，雷氏在里面讲，秦代以后，不是全民都是兵役，从此无兵役者就会“对国家不负责任”，最后导致中国出现“无兵的文化”。他觉得这样不好，会导致中国被外强凌辱。这种思路，跟范仲淹如出一辙。这其实是文人瞎指挥，救国心切，以致忽略了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色彩，那哪里像健康的社会。
范仲淹针对仁宗个人，提出了“覃恩信”、“重命令”的建议，具体做法则是严格处置违背皇帝旨意和政府条文的官民，其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打造一种强人政治、提高行政效率。
结语
强人政治是建立在皇帝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这一背景之上的，范仲淹出这种主意是由于其作为古代中国的儒家士大夫，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封建士大夫的人格，拥护专制与皇权，给皇帝出所谓“御下之术”。因而并不足以资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