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辽在边界与交聘路线的确立过程中，设置了什么机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宋真宗咸平初年，宋辽还处于交战时期，对辽“用兵之际”,“每密事，择吏主之”，即北宋所设专门负责军事机密的机构，被称作“机宜司”，用于处理与契丹的外交事务。到“契丹请和”，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间开始遣使交聘，相关外交事务繁多，于是年景德三年（公元年）十二月，改称国信司。
机构场所设置
景德四年八月，宋真宗询问近臣“契丹使副到阙见辞及馆接伴支赐例物”与“朝廷遣使合行之事”，因现有待辽接物之规制已运行两年且“成定例”，于是“特置管勾往来国信所一司”，且“立局置印”。以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綦政敏主其事，因二人均为内使，此后国信所一直由皇帝身边的内使出任管勾。
《两朝国史志》记载管勾往来国信所还设置了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任，《事物纪原》中也记录其职能为“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宋朝的国信所具有迎送与接待辽朝使节、处理交聘中的突发事故、监督所属官吏、收管交聘官员簿册、执行与辽朝交聘的法规等多方面的职能。
与朝贡制度不同宋辽交聘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宋朝不仅设置了以内使为主持的管勾国信所，在具体交聘事务中国信所还受到了枢密院的指挥与管理。
元丰五年（年）五月，宋神宗下令将专门处理辽国交聘事宜的国信所被划归枢密院管辖，枢密院指挥国信所的主要形式是礼房点差国信官员，国信所负责具体事务的办理。枢密院本是掌管军政大权的机构，由此可见北宋对与辽交聘事宜的重视。此外北宋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还有都亭驿和礼宾院。
辽朝交聘机构的设置
现有文献资料中辽朝对掌管宋辽交聘相关外交事务的机构记载较为缺乏。相比于北宋分工较为完备的行政体系，辽朝的行政权力基本都集中在辽帝与后族北枢密院手中。元符二年（年）四月，馆伴所在给哲宗的上疏中说：“信使欲改大辽国信所为北朝字。”即辽朝负责与宋朝交聘的中央机构被称为“大辽国信所”。
此外，辽还设立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属于南面官，有兵马都总管、总领南面边事、总领南面军务、总领南面戍兵等官。拒马河戊长司，圣宗开泰七年，沿拒马河宋界东西七百余里，特置戊长一员巡查。在南京设立的各司总隶属于南京都元帅府统领，主要职责为与宋交锋，在南面官的设置上也与北宋基本一样，也设立了客省、引进司、四方馆及东西上阁门。《辽史》对其具体职能并无详细记载，但其大致与北宋之功能相当。
辽朝也设有接待入宋辽使的驿站，大约20座。《辽史地理志》中就记载“大同驿以待宋使”，“大同驿”在阳德门外，驿站东西各有三厅，似仿照京师上元驿修建。可见，宋辽朝在官府体系中设置了功能、级别较为相似的交聘机构，将宋辽交聘这一互动制度化，为“对等”交往提供了条件。
宋辽交聘中的使节设置
使节往来是宋辽交聘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澶渊之盟后，宋辽使节往来更是频繁密切。宋辽交聘的使节往来也逐渐形成制度化，职能划分也较为细致，依照时节双方派遣相应的使节。同时，尤其是辽方要求对方担任使节的官员为同级，宋朝还为此设置了“假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的“对等”往来。
根据遣使目的，宋辽双方设置了正旦使、生辰使、告哀使、遗留使、祭奠使、吊慰使、告登位使、贺登位使、贺册立使、回谢使、泛使、答谢使等十二使，除相互传达双方朝廷旨意外，使节还代表中央行使谈判、商定重大事务。
如每年在正旦和皇帝生辰之时，会派遣国信使前往庆贺，还有皇帝和皇太后即位、封尊号、驾崩等重大时节都会派遣使节前往庆贺或吊唁。有临时突发事件、通报战争情报、两国边境问题以及与别国产生战争摩擦而导致两国关系对立等情况发生时，这时双方朝廷又以同等级别来交涉特定问题而派出的国信使就称为泛使。
宋辽双方的使节代表宋辽两方在尽力在维护己方利益的同时，维持着双方的关系平衡，因此宋辽双方交聘的进展与使节之间的交往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宋辽交聘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民族间大规模持续性的交往交流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条件下，代表双方高层进行民族间交往的政治互动更显得弥足珍贵和影响重大。
宋辽边界的确立
宋真宗景德元年（年），宋辽双方缔结澶渊之盟，两国约定以白沟河为国界，并且明文规定双方各自收好疆界，沿边州军，不得相互侵扰。宋辽的东部边界主要位于燕京（今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处，关南誓书中提出“雄州白沟交割”，以白沟河（也称拒马河）为天然边界，宋朝在白沟河上架桥，称作“白沟界首桥”，桥的中心便是宋辽双方之界。
宋辽交聘的使者通常会从雄州北界到达白沟河对岸进入辽界，辽史也会固定在此处接待陪同前往辽廷。《续资质通鉴长编》记载：熙宁八年二月甲申，敌以河东地界久不决，复使萧禧来，诏向宗儒王泽接伴。禧至雄州白沟驿，不肯交马驮，欲至城北亭宗儒再三执以旧例，禧殊未有顺从之意，遂遣内侍谕旨，人夫负担于白沟交割，其马驮即比常岁车乘，听至城北亭。
在雄州的西侧，宋朝的广信军、安肃军与辽朝的易州对峙而立的一带也是宋辽边界的一部分，但这一带没有河川，都是平原陆地，史书中对西边的边界记载较少，因此分割两国具体的边界线并不明了，但这一带存在缓冲地带，即宋辽双方都无实际管辖的地带。在太行山以西的西部边界将契丹的大同与宋朝的河东路、河北路西部划分开来，西部边界以恒山为中心，与契丹方的桑干河、宋方的滹沱河平行划分。
与东部边界不同，宋辽的西部边界不是通过盟约人为划分，而是直接在军事对立期的前线位置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一边界显然不是依据传统的山川和河流阻隔，而是政权对峙造成的，并不能阻断汉契民族的交往交流和密切往来，反而因为边界之地是彼此进一步南下入主中原和北上收复旧地的必争之地。
在汉契双方民族和宋辽政权看来都是不可退让和失去的，也正是在这种胶着的状态下，中原汉族和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能够“对等”或平等的身份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大融合。
较为固定的出使路线
由于燕云十六州等地本是中原故土，对于宋朝的交聘使节来说，进入辽境之后沿途所过各地自然能够引起个人的家国情怀，相对而言宋使辽使者往往会详细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使臣们撰写“使辽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希望能够详实地描述辽国的文化、经济与军事情况，使得宋廷能够充分掌握辽国的情况，以便他日再复旧山河。对于宋辽使节的出使路线，宋朝方面的资料十分的丰富。
如入知制诰路振所作《乘轺录》中对路线有着详细的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年），王曾充任“契丹国主生辰使”出使辽国，也详细描述了其使辽路线：自雄州白沟河驿度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又七十里至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度卢沟河至幽州四十里至孙侯馆（后改为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东北过白屿河。
可见宋使辽使节路线较为固定，主要路线为连结雄州、新城县、涿州、燕京、顺州、檀州、虎北口的主干线，各地也是汉契民族间深入交往交流和互动的重要地域。根据记载，民间私自入境的宋人路线也基本与宋辽交聘使节路线相一致，侧面体现了宋辽交聘对民间往来的影响也颇深，宋辽交聘路线的开辟为民间的越境往来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另外，在宋辽交聘前，宋人基本上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