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辽、金、蒙元之间的战争破坏了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使人地关系演变也出现了阶段性曲折变化。通过对宋代人地关系演变态势和地域格局的分析，可将宋代人地关系特点及其在中国人地关系发展史上的地位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前期，是人地关系的恢复阶段。经过唐末以来的百年纷争，中国人口与耕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是人地关系恢复阶段。北宋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政治环境仍然不稳定，直到景德元年(年)，宋辽澶渊之盟签定，才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发展之路。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〇载，宋太宗至道三年()全国有户。到真宗天禧五年()，户数增长到，约增长了1倍多，但还未超越汉唐时期人口最高值。同时段的垦田面积，也由3.1亿亩增长到5.2亿亩，增长了近68%。这些数字表明战乱过后，北宋前期的人口与耕地正处于恢复之中。
第二，北宋中期与北宋后期，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阶段。经过前期三朝的恢复，从仁宗朝开始，宋代人口和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汉唐水平，并发展到新的高峰。仁宗皇祐二年()，全国有户，约口，已经相当于汉唐时期最高值。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人口的持续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到徽宗大观四年()，全国著籍户数为，与至道三年相比，增长了4倍多。
而垦田面积，若按照漆侠先生的推算方法，将元丰五年开封府界、河北等5路的原有垦田和清丈垦田进行比较，得出全国实际垦田为9.6亿亩，折今约8.5亿市亩，近乎于至道二年的3倍，可见北宋时期耕地面积有了显著增加。除此之外，北方诸路还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有了保证，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例如向来土旷民稀的京西路，“宝元、康定间，特轻其赋，募民垦辟。岁久，地无遗利，而民益富”，逐步摆脱贫困落后面貌。
第三，两宋之交到南宋初期，是人地关系遭受严重破坏阶段。虽然北宋中后期人口与耕地有了很大增长，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钦宗靖康元年()金军大举侵宋打破了人地关系发展进程。战争造成了许多地方人口减少，田地抛荒。
长江以南地区也在劫难逃。若按吴松弟先生估测，北宋末宣和七年()至南宋初绍兴五年()这十年间，南方人口约减少了25%，人地关系发展严重受挫。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签定后，南宋境内战事才基本结束，人口与社会经济才得以进入恢复阶段。
第四，绍兴和议后至南宋后期宋蒙战争前，人地关系转向恢复发展阶段。南宋高宗政权偏安一隅，与金签定绍兴和议，暂时获得了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长江以南地区人地关系得到了恢复发展。绍兴三十二年()，南宋著籍户数为，除淮南、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外，南方其它地区已基本恢复到北宋崇宁年间水平。
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人稠地狭矛盾加剧。山区开发的力度加大，福建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台州“负山滨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也”。围湖造田再度掀起高潮。绍兴末年，江浙还有很多储水湖泊，但自“隆兴、乾道之后，……陂湖之利日朘月削……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
原来人烟稀少的淮南、湖南、两广和四川的利州路、夔州路，也因为人口增加，大量天荒地被开垦，不同程度的缓解了地广人稀局面。如广南西路，北宋元丰元年时垦田不到顷，到南宋初年，仅桂州一地垦田数就达1万多顷。珠江三角洲流域和湖南洞庭湖地区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开发的，为明清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奠定了基础。
第五，南宋后期，人地关系发展再次遭受战争破坏。从理宗宝庆三年()蒙古大军攻入利州路开始，之后的七八年间，蒙军入蜀，四川地区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浩劫，人口数量剧减，军民“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昔日天府之国变成人烟稀少之地，这也是南宋后期人口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后，福建路、广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也遭受了战争的侵扰，人口有所减少。在南宋后期的这五十年时间里，即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人地关系发展再次因战争而受挫。
如上，宋代人地关系的发展就是这样因战争的原因被打断，社会经济也出现了同样曲折向前发展的局面。北宋前期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是人地关系的恢复阶段；北宋中期仁宗朝到北宋末年金军入侵前，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阶段；北宋末年“靖康之乱”爆发到南宋初期“绍兴和议”前，是人地关系遭受严重破坏阶段；“绍兴和议”后至南宋后期宋蒙战争前，人地关系再次转向恢复发展阶段；南宋后期即理宗、度宗、恭帝时期，人地关系发展又遭受战争破坏。
综上所述，虽然在宋以前和宋以后的朝代里，人地关系的发展也出现过被战争打断的情况，但无论哪个朝代，都没有像宋代这样频繁的被战争所打断。人地关系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甚至基础性的作用，而战争是宋代这些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拉力和杠杆。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对人地关系与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理性的对待战争，营造和平环境以促进人地关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