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因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铜、铁钱笨重不便交易，宋朝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至年才开始发行，在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六百多年。宋代纸币的种类有交子、钱引、会子等。
河南村镇银行擅赋红码阻止储户取钱
具体来看，商品流通和大额交易的增加使得贱金属货币流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
一是钱币需求量巨大，而金属币材短缺；
二是铜、铁钱值小量重，以此为交易（特别是大宗交易）媒介很不方便，需要更为轻便的货币；
三是北宋前中期出现较为严重的钱荒，为了限制铜铁钱外流，行用纸币遂成为合理的选项。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是铁钱专用区，大铁钱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商民以车辆装载铁钱进行大额交易殊感不便。四川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具有印制纸质货币的独特条件，所以纸币首先产生于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代替钱铁流通的楮纸券称为交子。因为是私人发行，所以又称为私交子。
北宋交子
《宋史·食货志》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类似于唐代的飞钱和现代的汇票。经过逐步发展，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宋真宗景德年间，益州知州张詠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获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种官交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按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界交子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发行1,,40贯。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崇宁四年（年）停用交子，改发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他诸路均改用钱引。后来四川也于大观元年（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因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所以纸券价值大跌，实质沦为政府的敛财工具。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东京梦华
会子是两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又称“东南会子”。会子起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年）二月，钱端礼任临安太守，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归官办，“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七月，钱端礼升为户部侍郎，会子也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后来又改名为行在会子库。会子起初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很快就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宋孝宗乾道四年（年），规定发行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经过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小异。
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兑界和界额。到理宗淳祐七年（年），会子恶性膨胀，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货币职能也难以保持。景定五年（年），贾似道当国，又曾经发行“见钱关子”，取代贬值过甚的会子。元兵南下后，会子与关子皆被钞所取代。
此外，还有湖广会子，仅限于湖北、京西路流通，为湖广总领所印发。理宗宝祐四年（1年），又将四川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从起源上看，宋朝最初的纸币只是一种替代性货币，后来很快向信用货币转化。但从其后期演变看，又有重新向替代性货币回归的倾向。
以东南会子为例，它是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铜钱不便交换之矛盾的产物，直接来源于民间的便钱会子。由于铜钱缺乏，东南会子行用后，贬值严重。为了保证它的有效流通，南宋朝廷创立了“钱会中半”制度，规定百姓向官府缴纳税赋时，采用铜钱与会子搭配的办法，使会子的币值一度回升。这正是纸币信用低下，无法与铜钱抗衡时，必须以政治手段维系的见证。在纸币行用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将发行纸币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使纸币履行了过多的政治职能，必然导致滥发滥用，因而随时可能夭折。
纸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美誉，在当时也确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纸币的大量发行是以政府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的。特别是南宋，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税收外，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会子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却又跟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发行之初，会价就与面额存在差异，而且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差异更大，这表明会子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虽然政府也试图通过用金属钱币收兑贬值纸币的“称提之法”来稳定纸币信用和物价，但因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兑换，所以无法有效控制纸币的贬值。为了稳定会价，南宋君臣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除用钱币收兑外，还通过盐引、度牒等有价证券收兑跌价纸币，用新钞收换旧钞，在税收上实行铜钱、纸币的按成搭配，限制铜钱外流，以及其他纯行政措施，使会价和物价之间维持相对稳定。但这些举措都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又转化为新的盘剥之法。
金朝交钞铜版——印刷纸币的雕版
金朝一度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但不久随着金朝的信用危机而消亡。
在元大都，马可·波罗看到一种前所未闻的货币——纸币。他发现这种纸币实际上是用树皮制作的，人们把树皮剥开，取出外面粗皮与树干之间那层白色的细皮，将细皮浸泡在水中，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就可以制成纸币原料。这种纸币用途很广，如果因长期使用而损坏，只要支付纸币面额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立即换取新的纸币。当然，熟悉元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马可·波罗见到的，就是忽必烈发行的纸币——中统与至元宝钞。
元朝建立后，行用的是中统宝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年）三月正式颁行至元宝钞，从二贯到五文共十一等，与中统钞通行，二者兑换比率为一比五。新钞的发行，使财政状况有所稳定。元世祖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
至正十年（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一是印行“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以前的中统钞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以前中统钞与至元钞比价是5∶1，而在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后，二者比价却变成1∶2。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一贯至正交钞折合铜钱一千文。次年，新钞与铜钱发行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且很快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民间甚至开始出现以物易物的现象。元末红巾军起义时有两首流行的民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当时的人都把脱脱开河与变钞当作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招揽人才
醉太平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
混愚贤，哀哉可怜。
在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历程中，他曾经铸造过铜钱——“大中通宝”钱，而建国后也在南京设宝源局，制造铜钱。然而，洪武七年（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造纸币——大明宝钞。宝钞以桑皮纸为原料，底色为青色，外圈是龙文花栏，顶端写着“大明通行宝钞”，中间印有宝钞的币值，下面绘有跟数字相应的图案，如币面“壹贯”的宝钞下面绘十串。宝钞面值有六种，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洪武二十二年（年）后，政府还发行了“五十文”和“十文”面值的宝钞。
洪武十三年（年）中书省被废除后，印刷宝钞的任务便落到主管财政的户部身上。宝钞的下半部分，通常竖排着七行文字，写着：“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这段文字的有趣之处，在于表明宝钞和铜钱是国家的法定货币，然而告发者“赏银二百伍拾两”的规定，却无疑也揭示出白银在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官方的戒谕本身，透露了尽管有宝钞作为法定货币，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似乎更重视白银。
大明通行宝钞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政府尽量使用宝钞。例如，政府实施的大型工程的报酬和朝廷对官民赏赐，都是给以宝钞。例如，永乐四年（年），礼部尚书宋礼奉命到四川采木，“人给米五斗，钞二锭”。一锭就是五贯，钞二锭就是十贯。政府向老百姓收税，在不征收实物的时候，会要求将实物折成宝钞上缴。这是从积极引导的角度采取的措施。
其次，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甚至有时禁止用铜钱交易。例如，永乐元年（年）四月，明朝政府下令禁止金银交易，并且规定：“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通过鼓励告发的方式，来堵塞民间用金银买卖。
宣德元年（年），行在户部向皇帝奏报说：“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请严禁约。”于是，皇帝命令都察院张榜告示，凡是以金银交易者，皆罚钞。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政府甚至还禁止使用铜钱。宣德十年（年）十二月，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就奏报说：“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这种禁止用钱的规定，以后还不时出现。这是政府采取被动的、堵截的措施来保证宝钞的通行。其实，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堵截，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由于明朝的宝钞是完全没有钞本的，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成了大明宝钞的致命缺陷。
《天工开物》中的《倭国造银钱图》
没有发行准备金的宝钞，只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权力展现，而没有遵循经济规律。事实证明，明朝政府模仿元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最终是失败的。按照规定，人们可以用金银去兑换宝钞。然而实际上没有人愿意用金银来兑换宝钞。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像元朝末年的纸币一样，迅速贬值。尽管明初有不少官员认识到宝钞的贬值是由于宝钞发行数量过多，然而由于没有建立准备金制度，那些官员们也不知道发行多少数量的宝钞才是合适的。
大明宝钞迅速贬值。宝钞一贯从最初规定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到洪武二十三年（年）的浙江等地便只能折钱二百五十文，缩水了百分之七十五；到了朱元璋统治晚期的洪武三十年（年），大明宝钞一贯只能折0.07两白银，缩水了百分之九十。正统元年（年），银一两抵钞千余贯。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钞，形同废纸！
到15世纪下半叶，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也就是说，到15世纪下半叶，除了政府还在偶而使用宝钞外，人民群众已不再信任宝钞了，而选择使用白银或者铜钱等金属货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让位于对物质本身优劣的信任。
殖民者驱使奴隶开采银矿
政府不断印钞，宝钞不断地贬值，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明朝政府缺乏经济管理的能力，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反复做的，只是想要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宝钞的通行。然而，商品经济是不能完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因此，尽管政府不断出台禁令，但最迟到15世纪早期，白银和铜钱就已经成为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了。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