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隐士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群体，他们徘徊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如先秦的叔齐和伯夷，隐遁山林丘壑来回避当朝政权的“小隐”；如魏晋的陶渊明，以归隐避祸乱的“大隐”；如白居易远避灾祸亦官亦隐的“中隐”。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六朝门阀时代的‘隐逸’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宋元时代的‘隐逸’则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这个结论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是符合事实的。宋初著名隐士林逋就是典型的社会性退避的隐士，但是从其隐退的诸多言行来看，他又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那种遁走江湖，不问世事的隐士。那么林逋的隐有何不同，为何他的隐看来又没那么的纯粹？
林逋梅妻鹤子雕塑《宋史》记载林逋：“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这段记载极为笼统，但大致能够说明，林逋和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着“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但是话锋一转，突然变得“弗趋荣利”。关于林逋的这一转变，却鲜有记载。
不过在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和靖先生诗集序》中提到“君在咸平、景德间，已大有闻。会天子修封禅，未及诏聘，故终老而不得施用于时。”这段来自当世者的描述能够让我们大致了解到，林逋在真宗朝初年已经有些名气了，但是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大中祥符年间真宗封禅时也没有得到聘用，年过不惑的林逋不得已才遁走江湖。
杭州西湖孤山公园《宋史》记载：“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江、淮靠近京城，在这个过程中，林逋还是希望能够往上走一步的，但是久久得不到朝廷的召任，不得已结庐西湖孤山。林逋可以看作是整个宋代文人的缩影，自他以后的文人往往在仕途不得意时，寄托思绪于山林，特别是到了宋代中后期，这种现象更是被放大化。
但是林逋的本意绝不是一心奔着归隐去的，在传统社会的影响下，几乎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醉心山林，不问庙堂。如果不是受到外力的冲击，归隐这个想法是不会突然产生。无论归隐者在后来的作品中是如何阐述自己归隐的目的，其最终的出发点都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和影响，林逋亦是如此。倘若真的隐了，那么我们又是如何得知他呢？
林逋放鹤林逋的归隐并不是伴随着政治失败，或者是现实社会打击而来的，所以隐遁山林丘壑并不能让林逋心灰意冷，仍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被起用。智圆和尚曾在《赠林逋处士》中准确的描述了林逋的心理：“深居猿鸟共忘机，荀孟才华鹤氅衣……尘土满床书万卷，玄纁何日到松扉”比喻鹤氅衣隐藏了才华，等待着朝廷用玄纁来迎接他。
如果说这是来自朋友的勉励，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林逋，也确实没有表现的那么消极，《宋史》记载，他曾教育鼓励侄子参加科举“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同时期的范仲淹曾经写与林逋“山中宰相下崖扃，静接游人笑傲行”，虽然这其中的“山中宰相”是赞誉林逋，不过他时刻等待出世的心态是很明显的。
林逋行书自书诗卷本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思想，如果要证明是盛世，就不应该有林逋这样所谓的“隐士”。林逋之所以没有出仕，并非是皇帝不知道他，林逋自诩“逋世间事皆能之。”但是其自身仍然带有旧文人一味鸣高的性格特点。自唐宋以来，排除客观因素的影响，只知高鸣，不务实际的文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局限化。在这种情况下，林逋清正端劲但又过分认死理的性格，显然很难受到皇帝和同僚的喜欢。
但是统治者仍然需要这样的盛世隐士来点缀江山，所以才有了“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的嘘寒问暖。并且在死后被赐以“和靖”的谥号。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自身的性格特点，林逋被迫成为了“真隐士”。也就理解为何林逋二十余年都没有得到朝廷的召令，所以林逋这个隐士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有多苦，最终也只能落得“人间幸有蓑兼笠，且上渔舟作钓师。”
杭州林逋墓在西湖孤山隐居的二十年，林逋虽然没有踏足城市，但是城市里的人倒是很热衷于僻静悠然的孤山。已经放弃仕途的林逋反而成为文人墨客、权臣贵戚附庸风雅最合适的人。一时间孤山上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好不热闹。林逋从政之路失败，归隐之举倒是极为成功。所以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看，林逋的归隐，实在算不上纯粹，甚至于还有点世俗化。
宋代的文人很容易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和当时的宗教背景有很大关系。林逋身上或多或少都掺杂了宗教的思想，但是其根本还是一个儒教门徒。他的“隐”也是那种典型的被世俗摆布而不得已的隐。
梅妻鹤子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二十余年的隐世过程中，林逋虽然因为外在原因消极的处置自己，但是并没有以消极的心态看待生活，在他的诗作中，鲜有那种怨天尤人的词句。苏轼说他：“诗如东野不言寒”，意指虽然在词句上模仿孟郊（字东野），但是其心胸较之孟郊更为开阔。
《鸣皋》中林逋以鹤喻己写道：“皋禽名祇有前闻，孤引圆吭夜正分。一唳便惊寥泬破，亦无閒意到青云”。而最为世人所追捧的是其所著的咏梅诗，林逋以梅花的恬淡、洁白、高尚的气节来暗喻居山林的自己，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是成为咏梅诗中的佳句。
二十多年所谓的归隐生活，其求仕入世的思想仍然是林逋的核心，但是不同于一味的追求官位，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参加到真宗荒唐的封禅队伍中，在他临终前自作寿堂写道：“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头秋色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这首临终明志的诗，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是其中仍不可避免有作者自己的感怀之情。但究其根本，仍然是无法逃离既定社会的枷锁，这一点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梅妻鹤子鲁迅曾说“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这句话细细想来，确有其道理。中国的传统社会几乎没有真正的隐士，这些隐士往往是苍黄反复、天人交战。他们弃世又用世，还山复出山，在江湖与朝阙间纠葛，在山林与社稷间矛盾。即希望冲破云霄，又执着世间困顿。既表现出扭捏的姿态，却也有凛然的风华。这些因素在林逋的身上都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所以“隐士”与否本身不重要。作为某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他既有那个时代的特性，也试图突破那个时代的桎梏。这一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每个激烈时代都会应运而来。虽然不尽是隐士，却在用隐士的方式作着同样的事。
梅妻鹤子如今我们身上可能也会同时存在奋发向上和避世绝俗两种性格，但无论是哪一面，终有一个会带领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方向。林逋虽然选择了退居山林，但是他那颗躁动的心还是无法安静的放在孤山里。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多的隐居者，需要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创造者。无论任何时代，推动历史进程的都是满怀激情、饱含热泪上路的人，这一点历史无数次地给我们证明了。
参考资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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