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学文化。重儒家轻科学与艺术，而作为艺术门类中的一项的陶瓷，虽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但生产者却不受重视。以清代为例，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新品种新器型不断的涌现，但在陶瓷史上留下名字的艺人寥寥无几，而督陶官员却榜上有名，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悲哀。
陶人的称呼由来已久，所代表的意思也几经变化，比如，战国以前为官名，属于一个冬官，掌握陶器烧造，在《周礼-考工记-陶人》的记载中这样写：“陶人为甗[yǎn]，实二鬴[fǔ]，厚半寸，脣[chún]寸。”高诱注：“陶人，作瓦器之官也。”到汉代以后指的是烧制陶器的匠人。《荀子-性恶》中杨倞[liàng]注：“陶人，瓦工也。”曾经也指陶俑。《后汉书-汉武帝纪下》中记载：“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再到明清的时候，陶人便多用来称从事陶瓷生产制造的工匠了。
清朝末年，御窑厂的工匠都已经分散了，到了民国初年，景德镇的瓷器在挣脱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后，迅速发展起来，并涌现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也就是这些能工巧匠对民国时期的瓷器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多数人最终青史无名。
瓷器的烧制是一个技术性强、分工明确的手工业，这其中的含义可以说是无瓷土不成坯，无烧造不成瓷，无釉彩绘不成美，无教育而不成人，对于一件瓷器的制作可以说是缺一不可。
但人们对这些陶人的看法却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扬甲抑乙是常有之事。尤其是那些默默劳作的成型、烧造的工匠，社会上从来没有给他们应有的评价，他们才配被称之为是真正的陶人。可是“陶人”这顶帽子却只带在了从事彩绘工艺的工匠头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被多次授予给从事陶器装饰的人，而造型和烧造的工匠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永远都是工匠，当然这里没有意思对“工艺美术大师”的不敬之意，只是为了那些从事最基本的工作的工匠鸣不平。
年，景德镇曾经出现了24户“陶瓷世家”，而这其中便有非绘瓷世家，也说明了人们的偏见出现了改变，但是从所见文字来看，厚今薄古的倾向较为明显，陶瓷技艺世代相传的介绍少之又少。民国时期陶人很多，涉及面也广，所留下的材料中也只能找到那么一小部分人的资料。
刘庭熙，民国时期景德镇的实业家，江西抚州人，因在家中排行老四，所以也称之为刘老四，在他11岁的时候便到了景德镇学艺，28岁时开设名为“刘森茂瓷号”的烧制铺，主要烧制青花喜字坛，当时远销陕西山西，这两个省城的城乡居民凡是嫁女娶亲，一定会买刘森茂瓷号的青花喜字坛，年事业发展顺利，与朋友合伙买下了一座柴窑，成为了琢器行的烧制大户。
余英泾，民国时期景德镇著名的实业家，又名咏霖，号立农，江西都昌人。小时候曾静上过三年私塾，后来跟随父亲到景德镇做起了小本买卖。后来景德镇的瓷业日渐衰落，他便勤俭节约，减少浪费，做生意也是讲究和气生财，讲究信誉第一，逐渐的他从困境中走出，生意也越做越大，一直最后发展到拥有窑屋、坯房、店铺50多幢，成为了景德镇的行业巨头，当时他所生产的瓷器有精瓷也有粗瓷，包括马蹄杯、石榴盅、餐具、正德碗、斗碗、盘、蓝边大碗等种类，这些产品主要销往湖北、天津、上好、江苏、安徽和省内，所生产的瓷器底部均由“余鼎泰”款，这一特点，也使得当时的许多窑户纷纷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