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复杂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包括有宫廷音乐、世俗音乐、官办学府、书院、私塾等各个机构中的音乐教育。宋代宫廷中的音乐教育，大致上是由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即宫廷重大仪礼祭祀活动所用的雅乐教习，以及宫廷娱乐宴飨活动所用的宴乐教习。
为了服务于宫廷中繁多纷杂的音乐活动，各个音乐机构间的乐人数量众多，许多乐人是从民间选入宫廷成为乐工的，缺乏必要的音乐素养和训练。而且在宫廷的各项音乐活动中，最后的呈现是由乐人来负责的，他们的技艺与表演是音乐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和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们需要进行系统的音乐技能培训，在考核中也应有十分严格细致的要求，以服务于朝廷。
一、遴选与培训乐工在晚唐五代的数年间，受社会政治动荡和朝代更替的影响，当时的音乐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音乐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当时的礼乐情况，音乐教育基本处于废弛状态，乐工对于礼乐活动中的乐悬等乐器都是不懂的，可见其掌握音乐的程度。所以在宋朝建朝之初，宫廷音乐就处于一种急需要重建的阶段，除了上节中提到的对于宫廷中的音乐进行创作之外，音乐的承应群体—乐工，他们所需要的音乐教育和培训应是更重要的事情。
（一）太常寺乐官的音乐教育太常寺之中一向对于乐工的选拔是十分严格的，在表演窦俨完成的《文舞》与《武舞》这两部大型的雅乐乐舞时，一共需要用到乐工舞工一百五十余人，是由教坊乐工、开封府乐籍内乐工等人组成，我们知道教坊中乐工的表演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这次表演所选用的乐工都是精心挑选出的技能优越之人。包括在以后的数次选拔中，都是优中选优。并且当时宋代宫廷在社会百姓中招募太常寺乐工时，所给的条件也显得十分有吸引力，每家人口三位男性中，若有一人入太常寺为乐工，其余二人可以免除相应的劳役。
在太常寺所负责管辖的的雅乐教习中，判太常寺是最直接的负责人，任命掌管雅乐与教习。对于乐工的培训，第一步首先是对于乐工所用教材的编订。在李宗谔担任判太常寺职责期间，对于太常寺内乐工的教育培训做出了很多的行动，其中就有对于编写音乐教材的工作。乐官精心安排的音乐培训内容和学习进程，对太常寺中乐工提高个人技艺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寺中平时的教育训练中，协律郎作为精通音乐的专业人才，有监视乐人功课的职能，通过文献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协律郎不仅负责掌管音乐律吕，还需负责监督乐人的训练。
（二）教坊乐官的音乐教育关于教坊乐工的选拔，到了宋初教坊的人员构成，教坊中的乐人是由国家征战四方后收编和各地藩臣上贡所得，是来自全国各地技艺精进的音乐人才。教坊在乐工的遴选储备上十分的丰富，这也为音乐培训的进行减轻许多负担。教坊之中所负责的音乐培训与教育任务是比较重要的，在乐工的划分上，与唐代的教坊有区别的一点在于：唐代教坊根据十部伎、坐部伎、立部伎等所表演乐曲的风格或形式来进行划分内部乐工结构；而在宋代教坊中各色艺人众多，教坊乐中则是根据表演乐人所用乐器的不同，划有不同的乐队编制，定为十三个部色的形制。
具体根据表演形式和所用乐器进行的划分成如筚篥部、琵琶色、筝色、杂剧色等十三个不同的形制。每一个部色中负责的长官是色长与部头，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小组长一样，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乐工的训练，帮助他们完成乐曲的学习。部色制度的划分的完成，反映了宋代教坊中对于单项乐器的深入了解以及表演形式类别的认识。
（三）大晟府乐官的音乐教育大晟府建成之后到宋徽宗颁布《罪己诏》下令裁撤之间，可以说是宫廷之中雅乐又一度复兴的时刻，大晟府对于雅乐的贡献和建设都是极大的，大晟府中的乐官在对于机构内的乐工教习这一块也是有很大的用心，新制乐律，以及大量新作的乐曲都是需要在教习中去掌握的。
在平时大晟府的音乐教习中，由于此时教坊也一并拨归由大晟府进行管理，所以大晟府的乐人与教坊的乐人是一起进行学习的。乐官对他们进行普及新的大晟乐和演奏技法。更多的时候大晟府中的音乐教习基本上是由教坊来进行承担的，在大晟府设立之后，因其主管音乐的缘故，教坊这一时期便隶属于大晟府的管辖之内，所以在大晟府中的宴乐部分就交由教坊负责，所有学习的乐工，前往教坊去进行学习，大晟府中的低级乐官中也有乐正、色长的存在，其教习方式与教坊中的专人负责制是相差无几的。
二、考核与赏赐乐工除了对于各机构内的乐工进行系统的培训与教育之外，乐工每一阶段学成的考核也尤为重要，这是检验宫廷中乐工水平必不可少的一步。宫廷中乐工的考核一般是由各机构内的乐官负责组织举行。宋代宫廷之中对于乐工音乐的考核是极为看重的，除日常由机构内掌事的乐官进行考察之外，史料记载有时皇帝还会亲自率臣僚一并检阅乐工水平，除去滥者，赏赐优才；还会根据乐工考核成绩予以官职的进退升迁，足以看出在乐工考核上的用心程度。
（一）辅佐皇帝考核乐工北宋时期雅乐发展较为迅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朝统治者极为重视雅乐的创作和表演。时常有臣僚上言雅乐中音律不调或祭器失衡等问题，皇帝会与乐官讨论并命人监察，在乐工演绎雅乐乐曲进行展演时，皇帝会亲临审阅，以彰其重要性；从另一方面皇帝亲自考核，对于乐官管理乐工，以及乐工在音乐训练时的积极性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宋真宗在位期间，就十分注重雅乐的建设。真宗在景德二年八月时，宫中的监察御史艾仲如向皇帝进言道，宫中乐器不调，希望能够请求专业人才修饰乐器调和音律，于是真宗下令由李宗谔与戚纶共同负责任判寺，掌管律吕和乐工的培训。在次年八月（景德三年），宋真宗亲自审阅此次培训练习的成果，率百官、亲王于崇政殿进行本次雅乐的考核，乐官李宗谔持乐谱在一旁侍奉。
此次考核中，乐工们将此次进行的音乐教育成果得以展示，演习登歌，将乐器二重合奏与三重合奏交替演奏，除此以外，还演奏了朝会和祝寿时使用的音乐以及文舞二舞、鼓吹、导引等曲目。颇为精习，真宗十分的喜悦。这一次的考核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乐官李宗谔作为本次的负责人，得到了皇帝的奖赏。景佑元年，燕肃上言希望以王朴所定律制调和律吕，修定乐器，一并审阅乐工的音乐训练，罢免滥竽充数之人。
皇帝同意之后，燕肃于景佑二年二月完成此次音乐的调和与乐工的训练，皇帝亲自于延福宫检阅本次的郊庙乐曲。宋宫廷之中对于乐工演练的考核应当是极为看中的，乐官考核乐工之后，需再度于大型的场地向皇帝汇报，由皇帝检阅乐曲是否合格，极大提高了乐官在教育时的严密谨慎性以及乐工在训练过程中的用心程度，使雅乐做到尽善尽美。
（二）乐官亲自考核乐工除了乐官在音乐考核中担当向皇帝汇报的角色之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机构内由乐官亲自进行训练的考核。太常寺乐官于咸平四年向皇帝上奏乐工习艺不精，每逢祭祀等活动时，只会演奏黄钟宫一调，并没有根据月份的不同而转换律制，希望能够更加完善的编订音律，形成制度，以提高礼乐活动的审美性。于是真宗下令命太常乐官新进乐曲，修订乐器，命乐工勤学苦练。
提到的判寺郭贽被皇帝任命负责乐工的考核并且依乐工的成绩来定赏罚。教坊中的乐人考核教坊和钤辖教坊所中的长官负责完成，这些乐官需要根据乐工考核的结果决定乐工在机构中位置的升降。在考核时，教坊之中的乐官，会根据教坊中部色制的特点来进行乐工的考核。
教坊每色中限额人数为三人，教坊使和教坊副使是考核时的总负责人。他们根据考核时展现的音乐才能，将每色的乐工分为三等，为他们划分等级，等到承应的人数有缺口时，随即以次者填补。
（三）通过奖惩推动考核在乐工考核之中非常有效果的一点则是通过运用各种形式的奖励和赏赐来推动音乐的教习。两宋时期是一个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乐工本身的地位相较于前朝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其中在经济地位上，宋代乐工的经济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拥有多方的经济来源，宫廷中的赏赐就是其中之一。奖惩有度是在音乐考核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1、财物奖励太常寺所负责的雅乐考核中，在太常乐官李宗谔所负责的一次考核之时，除了最后皇帝亲临审阅外，他们对于乐工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首先在进行音乐教习之前，就让太乐署和鼓吹署对乐工的技艺进行摸查，除去了滥竽充数者共有五十多人。在最开始时就通过选拔将滥竽充数之人排除在外进行罢免，保证了参与演出乐工群体的整体水平。
乐官在考核时会在乐工之中选择认真学习的善音律之人，通过增加他们每月的俸禄来作为奖赏，鼓励乐工的积极性；而考核中表现不好的人，自考核之日起停止一切俸禄，并且命令他们再度学习，等到通过考核之时，再对其进行奖励。另一点也可以反映出，这种奖惩形式也是充满着人情味的，它不会对未通过的乐工一刀切的进行惩罚，而是先行惩罚后，再给乐工机会重新学习，只要考核通过还是会得到奖励，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乐工的财物奖励史料中的记载虽然没有特别清楚，但是从乐人的收入中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在北宋被金人入侵之时，许多乐人将自己的金银珠宝装在罐子中埋入地下，期望自己逃命归来还有一笔丰厚的财产。这些金银珠宝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宫廷中所给的各种赏赐和财物的奖励。
2、升迁奖励除了对乐工进行的金钱或者俸禄的奖励之外，通过考核中的技能比拼进行升迁也是从普通乐工晋级到低级乐官的一条常有之路。由于宋初太祖对于任官的原则性，强调伎术工巧之人，不得拟外官的规定，更不得以伶人为官，只能在本机构内任命。在一次皇帝与太常寺乐官共同参与的音乐考核中，太常寺乐工单仲辛在针对笙这件乐器每逢音调转换之时需要更换义管这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通过固定笙管使得便于演奏。
结言综上所述，两宋宫廷乐官的职能进行了论述，分别从音乐管理与考核职能，音乐创作与表演职能，音乐培训与考核职能三个大方面入手。乐官在音乐机构内的管理职责是多层次的，不仅是音乐事务的管理，还包括对于乐器、乐律以及乐谱乐书的管理；司仪职能中则包含有多种功能的礼仪职能，在宫廷中的大小活动中都有乐官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