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乱,实质是变,五代十国时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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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王夫之看来,五代不足以称“代”,因为其没有“相承而相易”,如果王夫之对“代”定义是正确的话,则五代承上启下的作用恰恰证明其不仅可以称为“代”,而且比此前各代的变化更大,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相易”更为剧烈。下面将简要介绍五代十国社会特点和变化。

一、时代特点与社会的变化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熊德基先生指出:“这个时期正是历史辩证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正走一个新的阶段”又说:五代十国时期,“表面上乱,实质是变”。这些话己经非常概括地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时代特点说清楚了。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问题,比如著名学者傅斯年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他认为,就统绪而言,唐宋一脉相承,就风气来看,唐宋之间又存在很大差异。

傅先生所说的“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的这种变化,正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转变的。这是从种族、民族盛衰、升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是20世纪初期历史分期的一大特色。

可见,以前有人称后唐、后晋、后汉等朝,往往斥之为“沙陀三王朝”,是多么地短视,孰不知这三个王朝的皇室早己汉化,其推行统治政策以及所用人物,早己不分蕃汉,与汉人当皇帝的后梁与后周并无任何差别。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提出了“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的性质变化”的观点。

其实一些中国古代学者也早己经看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变化,如明朝人陈邦瞻就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己,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

陈邦瞻的这种历史分期法虽然不算精准,其能将五代作为变化的一个极点,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由于以上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纵论这段历史的特点,无不肯定了五代十国时期变化的时代特点,至于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则言之不详,故有必要再加以详释。总的来看,这一历史时期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1、典章制度的变化

在典章制度方面,宋人从来都对五代之制持否定态度,甚至越过了五代时期,认为本朝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不受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影响,新创或者隔代另搞一套制度。

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变化特点以及对宋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完善了枢密院机制,强化了枢密使职权,建立了以三司使为核心的财政系统。这两种职官均被宋代所沿袭,是宋代中央职官体系中最核心的两种职官。

二是科举制度为北宋所沿袭,不论是常举还是制举均是如此,比如其制举科目完全复制后周之制,直到景德年间才有所改变。三是司法制度为北宋沿袭。在立法方面,北宋以《大周刑统》为蓝本编辑了《宋刑统》,不仅在体例方面如此,在内容上还抄录了不少五代敕条。宋代此后所编撰的法书,均沿袭五代的做法,以编集编敕为主,成为其主要法典体例。

五代沿袭唐制,所置的中央三法司,即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仍为宋代所沿袭。五代新创的军巡院、侍卫司狱、马步院、巡检司等司法机构,大部也为北宋所沿袭。四是军事体制的影响。五代创立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司与殿前司两大禁军系统完全为北宋所沿袭,只是北宋将前者一分为二,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并称禁军三司,其统帅并称为禁军三帅。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述之,宋制沿袭五代之制并不仅限于这些,在礼制、学校、三馆、宫廷、地方官制等方面,无不受到五代制度的深刻影响。即使中央官制中也还有一些制度为其沿袭,如端明殿学士之职就是一例,此职完全是五代新创之官,地位重要,位在翰林学士之上。

总之,五代十国是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其典章制度也处在转型期的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也要从制度转型的独特视角去观察五代典章制度对唐代的继承和对宋代的影响,不能因为其历史时期短暂而否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2、社会经济的变化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二是具有持续发展的特点,三是商品经济比重提高的特点,四是区域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的特点。

同时还提出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应在五代十国时期的观点。在评估经济重心转移的标准方面,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南北双方有一方的经济总量超了50%,就表示经济重心己经转移了。

从唐中叶中央财政主要依赖江淮八道开始,到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继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再到北宋初期大量从南方向北方调运粮食,这一切都反映南北方经济实力的不平衡性,天平的重心已经向南方倾斜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唐宋之交实际上就是指五代十国时期。而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迈进,在中国经济史上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后世影响甚大,没有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繁荣。

二、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

欲想正确评估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必须从唐宋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进行,用唐宋社会变革的理论去指导这一评估,将这一问题放在唐朱变化的社会大潮中进行考察。日本学者竺少雅章说:“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的时代有显著的变革,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作唐宋变革期,受到研究者的关心。”

五代十国时期正处在上述变革最剧烈的八至十一世纪之间,因此研宂唐宋变革问题就避不开五代十国时期,反过来研究五代十国历史也不得不将其放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我国自秦汉以来,有三次大的分裂割据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和宋金辽夏时期。

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历史最为短暂,但社会变革却更加剧烈,对后世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因为其正处于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上承唐中叶以来的变革大潮,下启赵宋社会发展之趋势,在这个大的时代潮流下促使其社会必然发生剧烈的变化。其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社会各阶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处于上层社会的帝王、官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奴婢、手工业工匠,包括处在社会中层的地主与商人阶层,其内部结构无不发生巨大的变化,将门阀士族、贵族政治统统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为统治阶级完全换成了来自社会下层的一茬新人;套在农民阶层的人身依附关系基本解除,人身自由空前提高;奴婢等贱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不再存在了,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包括商人在内的市民阶层的兴起,更是一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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