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乾称，“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沉至三万四千员。③”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同时，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六百四十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二千六百二十人，外官人数则达到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五千人；到了景德（-年）年间，已达一万多人；而皇右（-年）年间，更增加到两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内外官员竟达四万余人。这是指官员。至于吏的数量，更是惊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刘体乾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二万八千员。“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除万。”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第一个原因，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同时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着困难，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基于这些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减员增效改革，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大多数减员改革都失败了。比如宋代“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穴，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比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每一次集权强化，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另一个方向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昔经一官治之者，今析之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比如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宋太宗至道三年（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潜（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互不隶属。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而现在得应付四个顶头上司衙门。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着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穴，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着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廉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最终导致“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作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作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