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任大刚
公元年（康熙三十八年），也就是清军广州屠城49年后，时年岁的广东贡生黄章在广州参加乡试。
赴考路上，黄章老先生让曾孙提着自己手书“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的灯笼，在前面带路，进入考场时，他感慨道：“我如果这次考不中，下次一百零五岁也考不中，那么我一百零八岁一定会获得皇上的提携。很多事业还等着我去完成，我还要为国家效力啊。”
这段史料见诸《清稗类钞》，但不知道黄老先生是否坚持到岁，获得皇上的“恩赏”得到一个举人的功名。
事实上，乾、嘉、道、咸、同、光六朝，岁以上还在参加科举“会试”这个等级的考试，并获得“恩赏”的，一共33人；95岁以上的，人；90岁以上的，人；80岁以上的，人；70岁以上的，人。如果加上低一等的考试“乡试”，老年考生简直多如牛毛。
01
所谓“恩赏”，就是朝廷授予乡试的落第诸生（也就是俗称秀才的读书人）或会试的落第举人以“举人”或“进士”的功名。
科举制兴起于隋唐，授予落第读书人功名的制度，则从北宋时期开始实施。其后，历朝历代都有名称和内容略有不同的类似制度，一直到清末光绪年间为止，绵延上千年，年科举制取消后，逐渐演变为今天的降分录取和加分。
中学语文课本里选进《范进中举》和鲁迅的《孔乙己》，不仅说明古人和新旧时代之际的鲁迅对科举制的危害有清醒认识，他们通过深入揭批科举制对人的残害，使一般初等文化水平的人，也能认识“反封建”的重要。
不过今天的人要系统认识科举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为必备。我们的语文和历史教材就没有说明，历代对科举制产生的问题是有补救的，而《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在朝廷对待落第秀才和举人的一些制度性安排。
只不过，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太多，而朝廷所能提供的官职实在有限，这些制度很可能杯水车薪，非但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越到后面，反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拖累。
最早对落地读书人的照顾，是在公元年（北宋开宝三年），这年的三月一日，朝廷要求把参加过15次科举考试、每一个科目都考完的人员名单汇报上去。到三月七日，皇上的诏书下来了，上面的意思是，参加了15次科举考试的司马浦等人，风里来雨里去，弄得穷困潦倒，这些人的学问固然不是很好，专业也很难说精通，如果不给他们特殊的恩惠，他们这些人一辈子都荒废了，因此“恩赏”他们相应科目的功名。皇上还特别说，下不为例。
但此例一开就收不住了。
公元0年（北宋咸平三年），又开了一次“恩赏”。这一次照例对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有要求，不过除了如雍熙四年（公元年）一样，加了一个年龄限制——50岁以上之外，还增加了考试，但考试难度降低了，其他人要考三道题，而这些人只需要做一篇文章，粗粗看看他们的智慧才识就行了。
公元年（北宋景祐元年）开始，每一场科举考试，都有对落第读书人的恩赏。整个北宋王朝优待读书人，把很多读书人纳入体制内，导致官场冗员太多，恩赏也呈泛滥趋势，因此对恩赏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甚至打算废除。
02
宋朝落第读书人获得恩赏，通常情况下，除了需要具备基本参考资格，主要看两条：一个是你参加省试或殿试的次数，二是本人的年龄。一般来说，参加考试等级越高，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和年龄要求越低。
史籍记载，北宋开科取士69次，至少42次有恩赏（当时叫做“特奏名”）。南宋开科取士49次，40榜有特奏名。两宋合计，共计约人获得恩赏。
之所以对读书人科举落第如此重视，除了皇上怜悯心发作，其实还是有更实际的考虑：
一是怕人才被埋没。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在王朝时期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公正，但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录取率太低，导致一些人才很容易被埋没。譬如你在名举人里录取5名进士，你就很难说排名第六的那一位，比排名前三的在行政能力上有多大差距。但如果第六名的举人未被录取，这就是朝廷的最大损失。与其如此，还不如适当扩大录取范围。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能人是通过“特奏名”上来的。
二是让年纪越来越大的考生不至完全绝望，铤而走险。要让他意识到，即便考不上，但只要坚持考下去，总有能够得到恩赏的那一天，不至于让他担心一辈子一事无成。关于这一点，时人也看得很清楚，主要是吸取唐末动乱的教训，因为那时候，“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之徒，皆进士之不得之者也。”也就是王仙芝叛乱的时候，跟着他造反的敬翔、李振之这些人，都是没有获得进士功名的读书人。
同时，北宋时期的“国际形势”与很多朝代不同，它一直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鼎足而立，而且这些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文明程度并不低。各个政权之间客观上存在人才争夺。宋廷的一大任务，就是防止人才流失到其他政权，替他们服务。扩大录取人数，无疑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办法。
这方面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是，公元5年（景德二年），也就是澶渊之盟第二年，河北恩赏人数高达人之多，显然是要防止人才流失到辽国去。而即便是平时，对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人士也特别优待。翻开地图就会发现，这三个地方，分别与辽国和西夏相邻，故“西北近虏，士要牢笼”。
03
明代承接了宋代对待落榜考生的方式，不过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改进，就是落榜的考生可以提出查看考卷的要求，考务机构也务必尽量满足。
这个制度设计，实际上有两个显著效果：
一是让落榜考生心悦诚服。按照考试制度，阅卷人必须在考生考卷上签名盖章，并且批署意见，说明为何不予录取；考试制度同时又规定，落第考生自己可以查看落第试卷，但不能带走，更不能刊印，以免在社会上弄出是非。
二是便于接受监督，使考官秉公判卷，不敢胡作非为。
然而，阅卷不负责任、草率从事的现象一直存在。有些考官预先拟定一些批语，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不论什么文章，贴上了事。更有性情懒惰的阅卷人，将贴评点语言的事务交给家丁，让他们去办理。
有一次，一个落第的考生把自己的试卷领来一看，居然发现批语是“火腿一支”。再查证一下，发现阅卷的人居然是熟人，于是该考生携卷与之理论。
阅卷人仓促作答：“大错了，这是向后勤部门索要东西的条子。他们怎么可以贴在考卷上？”
这名落第考生大闹：“好，好，你们这样做阅卷人，只知需索火腿，不认真看我的试卷，交给他们贴批条。他们何人，明明是你们的家丁啊。”
阅卷人说：“我因为和你是熟人，是说老实话，你何必跟我打起官腔来了？”
落第考生说：“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劳烦你看一眼，还说什么熟人！”
阅卷人说：“如果打起官司来，凭我们的交情，你也是不忍心的吧；如果论赔偿，此事如何赔得起？我是一个穷翰林，你也是知道的。我马厩中只有一骡，你牵去就是了。”
那名落第考生果然牵走了穷翰林的骡子，这件事才罢休。
更有离谱的，是一个考生领到的试卷批语竟为“欠颟顸”三字。该考生大怒，写信诘问，准备打官司。阅卷人一看，原来是自己请家人代写的，于是赠送大量银两，才将此事敷衍过去。
不过总的来说，阅卷人的评点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有的阅卷人评点精到，落榜考生看了不得不服，有的甚至指出考生的问题在哪里，努力方向如何，考生后来果然高中。
04
总的说来，各个时代对科举落第的态度各不相同。
宋朝人对科举落第感到脸上无光。洪迈《荣斋四笔》说：以前有诗四句，写出世人得意之心：“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明代人对科举落第感到辛酸。明代宰辅张居正的朋友荆州公安县刘珠，“困公车三十六年”，也就是考了36年，直到66岁才考中进士，这次考试，恰由张居正担任会试主考官，刘珠感慨万千，在给张居正的信中写道：“欲知座主山为寿，先看门生雪满头。”悲凉之感溢于言表。
但到了清代，世风完全不一样了，没有考中，根本不算什么，反而是无上光荣。
前文提到的“百岁观场”秀才黄章老先生就是如此。还有一位番禺县的秀才王健寒，已经99岁，还在参加乡试，作文答题，当时的文学家翁方纲就此作诗称赞。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的父亲是一位老秀才，屡试不中，当王鸣盛已入仕做高官时，他的父亲仍“扶杖应试”。
有一次，在他参加生员岁科试时，主持考试的学政是王鸣盛的同年，见他入场，便离座作揖说到：“老伯父正应该留连于清风明月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呢？”
老人正色道：“你们这个话不对啊。大丈夫奋斗于科场求取功名，应该感到理所应当，如果靠儿孙辈去享福，就是自暴自弃，我会感到很羞耻的。”
这些百岁老翁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科场功名，与清代对科场落第者的制度性关怀密切相关。除了上述所说的考试次数、年龄照顾，还包括如下一些措施：
清承明制，“入学三十年及未至三十年、齿已七十者，免岁、科试，以生员冠带终其身。”也就是说，入官学读了30年书，或者不满30年但已经年满70岁，免除岁试、科试，可以终生穿秀才的衣服，戴秀才的帽子，并免除赋税徭役。具体实行中，从文秀才扩展到八旗秀才和武秀才，且与其他政策越来越兼容。
此外，朝廷对落第者致送路费回乡；没有正式考上，还可以在各省落第试卷内挑出文理明通者，上“明通榜”。在会试落第考卷中，选取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及学录，另填一榜，这就是“中正榜”。
还有，如果落第考生书法漂亮，那么在乾隆年间，由于朝廷大规模修书，他们还可以被录取，去做抄录工作。如果在地方上出任儒学教官，考试不中，仍然可以回去担任原职。至于“举人大挑”，则是在科举落第中大规模、集中、固定挑选，运气好，说不定也就遇上了。
05
总而言之，从北宋开始，朝廷对落第读书人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在尽其可能地给予一些照顾，成为正途录取的有效补充。
正途录取的录取率是很低的，能够到10%已经相当高了，通常都在5%左右，低的时候大概2%。这个比例，使科举制成为一种类似于抽签赌博的游戏。除非家境十分殷实，有多少人敢去赌上一辈子时光？
但是对落第读书人采取的各种措施，既可以激发读书人对未来的想象，也可以使残酷的抽签游戏显得温情脉脉。一直到清代，各种打补丁的政策措施日趋完备，科举制已经被普遍地接受，逐渐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它在文官选择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稳定社会的核心制度之一。但是它在日臻完善、登峰造极之时，其弊端也放大到极致。
譬如它对文化的扼杀。文化之为文化，个性是主要乃至唯一的特征。但科举考试显然是敌视个性的，当全民都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之时，全民的个性又安放在哪里？因之，清代成为隋唐以来民风最有奴性的时代。
又比如，在科举制深入骨髓之后，后世一切与之相关的领域，举凡教育、职称、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从科举制的角度获得理解，导致这些领域的一切变革，哪怕是照抄照搬来自国外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也会被科举制轻而易举地化解，导致新制度很快失效甚至作用相反，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被互联网、人工智能彻底改造的社会。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显然跟农业社会、官僚化、科层化、流水线作业都很不一样。然而如果仔细分辨，就会发现我们的背后，却拖着一条长长的科举制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