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北宋派往西北主持对夏作战时期的主帅。但夏竦似乎并未因此正面积极应战，而是消极处事、得过且过。当时大家对夏竦做法与做派均有目共睹，不少朝廷大臣对他都颇为不满，并毫不忌讳直言，鉴于夏竦的阴交内侍、外传机务，若是被他得手，那便是奸党奸臣的“小人得志”，仁宗权力不保便是指日可待之事了。
着眼于当前时代电视剧中的夏竦，是人们眼中的奸臣。他不仅自私贪婪，计谋狡诈，手段毒辣，同时还诬陷忠臣良将。由此，生前身后都是“奸臣”的角色便这样在公众心中油然而生了。然而，在历史中鲜活的夏竦，实则却是个文采斐然、辩人识人、弃武从文、执政有责的多重角色。跟着历史的步伐来细细研读夏竦，便不难发现北宋朝堂为何抵触夏竦了。
▲夏竦人物形象
文采奕奕，闪光人生
夏竦的文采斐然既是天赋也是后期磨练，他自小便以文学起家。4岁开始阅读书籍，12岁时，夏竦对他人考察的《放宫人赋》便可援笔立就，笔下生风。其中“降凤诏于丹陛，出娥眉于六宫。”等句，使其崭露头角，众人啧啧称奇。17岁时，夏竦便随其父前往通州狼山作《渡口》诗，文采不断加强并得到锻炼。北宋的王辟之称其《渡口》诗后，再无《渡口》夏竦的诗歌在当时就已有不小名气，十分受重视。
自小以文学起家的夏竦在朝廷任职初期时却是个小小武官，其父曾是宋朝的武将，在契丹入侵中原时，夏竦父亲夏承皓率领将士们抵抗契丹，但不幸遭到流箭所伤，最终卒于对抗契丹之战场。夏竦的小武官便是因朝廷抚恤夏承皓家属得来。但由于宋朝重文轻武，加之夏竦对文学的天赋以及热爱，他不甘心于一个不受重视，同时也是自己无所擅长的职位。后来，夏竦将自己创作的诗集呈送给了当时的宰相李沆，他读到夏竦的诗集十分赞赏，第二天李沆便上朝将夏竦诗集呈给宋真宗，说明了夏竦父亲以及夏竦家庭情况，而后便有了宋真宗任命夏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的情况。夏竦也由此开始了自己所擅长的闪光人生。
▲饱读诗书的夏竦
真抓实干，解决问题
纵观夏竦的人生，不论电视剧抑或文章都过多地着眼于其文思泉涌、贪财享乐等方面的特点，而对其的政绩却没有过多笔墨来描写。但实则，在宋真宗天禧三年之时，夏竦被调任襄州知州，而恰好此年襄州发生了百年难遇的大饥荒，各地粮食急缺，百姓流亡，各路盗贼也趁此机会行窃，当时的襄州可谓是一番大萧条之景象。北宋朝廷对此事早有一番处理方案，消极应对，只管精壮成年人，招募他们为厢兵。一方面，精壮灾民有了粮食可吃，不再挨饿逃荒；另一方面，北宋朝廷多了一批免费的劳动力。对于双方均是有利可图，然而在饥荒中的妇女、老弱病残自然没那么幸运。她们变成了救灾宏大版图的背面，朝廷看不见也不愿看见她们，自然将士和其他大臣更不予理会，老弱妇孺则成为了无人救急的可怜人。
但夏竦看到了版图的背面，看到了企图被覆盖过去的这批人。没人救助，没人管，那么夏竦来救，自然也是夏竦来管。初被调任的夏竦直接打开了公门，紧急向灾民放粮，而当时的情况远超其想象，粮仓对比整体饥荒情况也只是沧海一粟。于是夏竦便开始劝说全襄州富人拿出部分余粮以济饥荒之急。在夏竦的竭力劝说下，全襄州共募集十余万粮食用来救济灾民，四十六万襄州人民也得以度过灾情。在当时，夏竦这般私自直接开启公差的行为，是可能会失去朝堂晋升机会、废黜穷乡僻壤的大罪。然而夏竦却还是坚持为百姓、为解决问题干了这件事。由于襄州百姓对夏竦救命之恩的感激，加之当时的皇帝赵祯本性仁慈宽厚，并未对夏竦做出实质性处罚，反而还给予夏竦一定的表彰与鼓励。
▲救灾饥荒
宰相之器，抱憾惋惜
宋真宗景德年间，夏竦22岁时，遇到了翰林学士杨徽之，杨徽之对他的诗文早有耳闻，便邀约夏竦，掏出吴绫手巾摆到夏竦面前；22岁的夏竦正值意气风发之年，于是便当场题诗一首。杨徽之见后断言其“真宰相之器也”。自此以后，夏竦便也始终坚信自己的“宰相之器”，不同于一般文人志士。夏竦认为，宋真宗需要的并不是严格秉公的“谏臣”，而是实干家、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大臣，这也不难看出，在襄州灾情之际，夏竦并未选择上书。抑或求助于“中央”，而是自己寻求效率导向解决问题的方法，才得以最快，同时也带领最多的襄州人民度过灾情。夏竦在朝堂之路便也开始多方联络，各处结交，以至于不惜阴交内侍。
▲翰林学士杨徽之
然而这样的夏竦在宦途上奔波数十年后，连名存实亡的宰相也没捞到。在仁宗庆历七年之时，已62岁的夏竦才被召为宰相。可这边宰相之职还未做几日，朝堂中的数名御史、大臣便纷纷上书，认为夏竦做不好宰相之职，请求撤换人选，夏竦随即被宋仁宗任命为枢密使一职。后人对夏竦未能在宰相之位展露头脚都颇为惋惜与悲痛。夏竦死后，宰相宋庠还专门题词对其文采、学识以及功绩均给出了超高评价，并且对于夏竦没能做宰相一职以发挥其匡夫济世、经国济民的能力而惋惜。
▲晚年夏竦
识人之力，他人不能及
夏竦不仅仅在文采方面有过人天赋，其识人用人的眼光和能力也格外出众。夏竦在安州任知州时，为其专门题词的宋庠与其兄弟宋祈正处年幼时期，从那时起，夏竦便安排他们作诗、写文。年时，两兄弟一同参加考试，并且一同考中进士。而宋庠则既考中了状元还连中三元，最终直至官升宰相一职。夏竦对其期盼和预言逐步成真。除了宋庠、宋祈两兄弟外，还有天禧元年时，夏竦被贬至黄州，庞籍恰好在其手下任职司理参军，某天庞籍卧病在床，一度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希望夏竦为其处理后事。而夏竦独到的眼光却看出，庞籍不但不会死，反而会长寿，以后会做一个穷宰相。数年后，夏竦一语成谶，预言再次成真，庞籍果然成为了宰相。
▲宋庠与宋祈
此外，宋仁宗初期，范仲淹因不满一宰相凭权谋私上书弹劾此人，却招致自身陷入朋党之争，一度被贬出京城，生活贫瘠又不得志，范仲淹因此一直郁郁寡欢。此时又显现出夏竦的眼光独到且老辣，他看出了范仲淹的真才实学，认为其是难得一遇的君子和人才，在夏竦任职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被派往边境与西夏作战期间，竭力向赵祯推荐范仲淹担任自己副手，最终范仲淹得以同韩琦一同担任夏竦副使一职。范仲淹对夏竦也十分感激，曾在《谢夏太尉启》中写到：“深惟山野之材，腓副英豪之荐。”来感慨自己的不得志与夏竦的英豪识人之力。而后范仲淹在陕西任职期间表现优异，最终获得了赵祯的赏识，才得以重新东山再起主持庆历新政。
▲范仲淹不得志
同样被夏竦识人独到眼光而挽救仕途的，还有和范仲淹一同担任夏竦副使的韩琦。三川口之战后。宋仁宗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同时封韩琦、范仲淹为其副使，韩琦与范仲淹分别安排泾原路与鄜延路的具体事宜，一同来负责迎战西夏。宋康定二年间，西夏军进攻宋泾原路，在好水川地区展开了一场伏击战。此战之后，宋军溃败，任福身受重伤不幸丧命，韩琦作为直接组织此战役的负责人上书自劾，主动承担战役中的责任。
而不同历史记载给出的结论也不同，部分历史记载的是，后来在任福遗体中发现了韩琦作战期间写给他的文书，大体内容则是为了警告任福，对战争结果不利就保守作战，以退为进，蹲守据点，万不可激进进攻不可轻易冒进，但任福并未根据韩琦指示行事。后来此事还是因夏竦的及时发现，根据实情上书皇帝，表明自身立场，认为韩琦不应对好水川一战负全部责任，也不应将此次战争溃败的结果怪罪于韩琦。这才有了韩琦日后被及时挽救仕途，从而得以东山再起的机遇。可见，夏竦也并不是如电视剧或是史书中记载的“小人之心”、“奸邪之人”，若真是如此，夏竦对待韩琦的情报会选择隐瞒，让韩琦承担下战役的全部罪责而不是为他说话，同时还包揽了自己的责任。
朝堂势力，抵触强烈
北宋朝堂对夏竦的抵触可谓是十分强烈，结合夏竦生平的为人处事以及行事之道自然不难得出结论。首先，夏竦主掌军政实属不利，本就擅长文学，自小便以文学起家的夏竦对执政和武功不能说一窍不通，自然是同其文采之色无法横向比较的。由此也引来当时朝堂官员们的多次反复进言，均对夏竦的军政能力不予肯定，尤其庆历年间西北战事致使内政弊端日益显现，夏竦在位期间不足以平定大乱之势，以整改弊端。其次，夏竦对待军政事项的消极态度，并且在好水川之战后，范仲淹继续夏竦的消极应战，并无进取心和积极应对之策，做出了许多既耗费财力物力还损耗人力的行为，使宋朝地位和颜面都一落千丈。
▲朝堂之上
再次，夏竦的私德也颇有问题，从各类电视剧中就不难了解到，夏竦对于女子的喜爱，纳妾数量之大，进而惹怒了正房夫人杨氏。而后杨氏便曝光了夏竦一系列不为人知的事情，在朝堂上的声誉和影响力都大打折扣，受巨大挫折，由此夏竦被迫离京，仕途之路也难免大受打压。最后，前面已经说到，夏竦是个结果、效率导向的实干家，是个真正为平民百姓干实事的官员。不仅提拔那些在不得志的人才，例如庞籍、范仲淹、韩琦，有识人看人的眼光；还做朝廷往往放任不管的事情，例如襄州知州的饥荒灾情；但这些均是利民利君利国的事情，对于朝堂上的同僚官员和官吏来说，无异于增加了晋升之路的绊脚石，所以夏竦自始至终都同朝堂之人八字不合，受到其联合抵制与打压自然也不足为奇。夏竦在北宋朝堂被强烈抵触，一方面既使夏竦的仕途之路颇有些倒霉，另一方面，在涉及私德的纳妾等事情上，也是夏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了。
▲朝堂官员进言
当然，与北宋整体的大背景也脱不了干系，北宋朝堂官员的工作待遇、工作福利以及并无苛刻制度的环境是纵观整个历史长河再无其二的。自然在这种大背景与环境之中生发出的官员自身一些恶习、不愿真抓实干的努力为国为人民做事的特点便全部显现了。进而更突显了夏竦的“另类”与其他官员和士大夫的“仇视”。年轻时期的夏竦脾气本就暴躁，一直到老仍是个易被激怒之人。也由此得罪了不少人，无形之中来讲自然也加剧了朝堂的联合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