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刮沙，就变成了北宋。”
当一场西起喀什、东至哈尔滨的扬沙席卷中国时，沙尘暴在时隔几年后再次光临北京，但网络段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历史的映照往往穿透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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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当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来到今天的陕西靖边一带时，呈现的他眼前的，是一个水草丰美、“临光泽而带清流”的牛羊遍布之地，这位十六国时期的枭雄忍不住赞叹说：
“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
于是，这位大夏国的开国国君征发十万人，耗时五年在此营建都城，为了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每建一小段城墙，赫连勃勃的手下就会让弓箭手在一定距离处对着城墙放箭，如果箭头穿入了城墙一寸，那么建筑这一段城墙的民工就会被全部杀掉，然后把尸体扔进城墙中作为筑城材料。
赫连勃勃的要求标准是，只有当弓箭射到城墙上被反弹落地，那段城墙才算修建成功。
五年后（年），这座被称为“统万城”的匈奴都城终于竣工，当时，大夏国秘书监胡义周撰文称赞这座城市说，城池周边“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城里则是“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
但这座被赫连勃勃寓意“统一天下，居临万郡”的雄奇都城，并没能护佑匈奴人多久，统万城建成仅仅9年后（年）就被北魏大军攻破，此后数百年间，这座城池几经战乱，到了唐代时，曾经水草丰美的统万城，在历经数百年的人类开发破坏后，周边的毛乌素沙地正在逐渐成型，此时周围已是“皆流沙”、“风沙满眼”、“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
到了宋太宗淳化五年（年），宋军在经历与西夏的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统万城，为了防止西夏重新争夺，宋太宗下令大军摧毁统万城，对于统万城（当时称夏州）当时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宋太宗曾经说：
“夏州深在沙漠”。
从公元年建成，到年成为“深陷沙漠”之地，统万城仅仅经历了年时间，就成为了人类开发破坏的“经典之作”。
▲统万城遗址。2
但中国人与流沙的邂逅才刚刚开始。
就在统万城深陷流沙之时，北宋帝国也开始困扰于沙尘暴的袭击。
就在父亲宋太宗下令摧毁统万城仅仅13年后，宋真宗景德四年（年）三月，北宋首都开封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的袭击，“三月甲寅夕，京师大风，黄尘蔽天，自大名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当时，这场从今天的北京大名，一直吹到河南开封、泌阳（宋代唐州治地）的特大沙尘暴，让宋真宗苦恼不已。北宋立国年间，后期年记载的曾经席卷首都开封的沙尘暴就达13场之多，当时，这些主要来自西北的沙尘，不仅波及开封，甚至连远在江南的浙江江山县，都能感受到这些沙尘暴的威力，以致北宋时江南一带有俗语称为“黄沙落”。
北宋时，有的沙尘暴甚至持续达10天之久，以致百姓不敢出门，店铺不敢经营，有的老弱病残甚至因为长期被困家中以致饿毙。
根据科学家研究，沙尘暴在地球史上已经存在达数千万年之久，但人类的出现与垦荒砍伐，却将沙尘天气越来越推向极端，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古人将沙尘暴多称为“霾”，比如，“大风霾”、“风霾”、“大霾”、“沙霾”、“尘霾”等。
按照科学家研究，形成沙尘暴主要有3个因素：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丰富的沙尘源。
如果说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这两个因素是地球大气的自然运动状态，那么丰富的沙尘源地，则越来越拜人类所赐。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籍资料后统计得出，随着中华文明史的推进，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时间上看，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只有2次；
到了4-10世纪的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记载出现了39次；
11-15世纪的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剧增到了97次；
而从16-19世纪的年间，沙尘暴的记载共出现了次。
由此可见，统计时间在不断的缩短，但沙尘暴的记载次数却越来越频繁，而且，当时的沙尘暴记载有个特点，就是从先秦时期的主要局限在西北地区，开始呈现东扩的趋势，例如北宋时，当西北的统万城（黄河上游）深陷流沙之时，相对东部的河南开封等黄河流域也开始频繁出现了沙尘暴的记载，而到了元明清时期，整个华北地区，都广泛出现了关于沙尘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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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地区的沙尘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越来越频繁出现，与各个时期的气候冷期、干旱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史学家总结发现，当气候进入冷期，西北与北方遭遇长期干旱，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的魏晋南北朝、辽金，以及明末到清中期等游牧民族南下时期，恰恰也是沙尘暴记录的高峰时期，因为冷期与干旱造成草原的退化和沙地沙漠的形成扩大，从而为沙尘暴提供了广泛的策源地，这也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南下的气候与环境背景。
但气候环境的循环古已有之，为何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沙尘暴才开始形成越来越肆虐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沙尘暴在全球共有四个高发区：这分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澳大利亚、中亚地区、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
在中国，沙尘暴的策源地则有四大源区：分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蒙陕宁长城沿线。
▲中国主要沙漠、沙地分布。而中华先民的不断拓荒开边，则是沙尘暴加剧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出击右匈奴，大汉帝国拓地千里，将今天东起兰州、西至敦煌的整个河西走廊首次纳入华夏版图，此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中华先民也开始了对原本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的移民拓边。
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地区，从西北的河西走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再到黄土高原，随着人口繁衍，中华帝国的人口，也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万人，增长到了唐玄宗时期的万人左右（含逃逸人口，人口学家估算值）。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年），南宋加上金国、西夏、大理等国，人口学家预测当时中国人口已破1亿。
随着中华帝国的人口增长和边疆拓荒，曾经在《汉书·西域传》中频繁出现的楼兰、龟兹、且末、精绝、莎车等绿洲古国逐渐消失，并被不断扩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噬；
这种沙漠化的趋势，逐渐从西向东，向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扩张。
从汉代开始，原本森林密布的内蒙古阴山、河西走廊，在中华先民的开发拓垦下，许多地方开始从森林、草原退化为戈壁、沙漠；
在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天水、陇西一带，西汉时期，那里还是“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森林茂密之地，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
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统万城（位处今陕西靖边），到宋代时开始“深陷沙漠”，被不断扩大的毛乌素沙地所吞噬；
统万城对面，原本水草丰美的乌兰布和地区，由于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规模屯垦驻军，以致草原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到了北宋时期，原本属于草原的乌兰布和地区成为了“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的沙漠地区。
可以发现，在中华先民不断的拓荒开垦中，从新疆到河西走廊再到河套平原地区，沙漠和沙地的扩张从西向东不断蔓延，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不断加剧的沙尘暴记载，正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沙漠沙地从西向东的东渐趋势高度吻合。
除去人类无法左右的大气候环境影响，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不断拓边开荒，在不断扩张帝国边疆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疆环境乃至原本属于腹心地区的环境破坏，而破坏的结果，就是沙尘暴跟随着人类破坏的脚步，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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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不时困扰于沙尘暴的北宋帝国，在靖康之变的耻辱中灭亡，但入主中原的金人很快发现，他们也将时常遭遇沙尘暴的苦恼。
金朝贞元三年（5年）农历四月，刚刚将金国首都迁到中都（北京）才两年的海陵王完颜亮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沙尘暴的包围，当时，整个北京“昏雾四塞，日无光”，这场沙尘暴持续了长达17天之久，让完颜亮苦恼不已。
这场超级沙尘暴过后不久，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年），北京城再次出现了沙尘暴“雨土”的记录，当时，北京城在沙尘暴包围下，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此后，金朝大定二十三年（）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沙尘暴“雨土”的记录。
在中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挺进步伐中，这种从西向东的扩张，此前是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走廊-河套平原-河洛地区蔓延，但从金人开始，随着金人定都北京，华北平原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官和记录者对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