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微博 https://auto.qingdaonews.com/content/2018-06/19/content_20138493.htm大理国是继南诏之后，在今云南和川西南建立起来并对云南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政权。就地缘而言，大理国和宋朝以大渡河为界分而自治。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在南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比之南诏又有所进步。就经济而言，大理国已经从南诏时期的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转化，封建制经济相对于奴隶制经济更加稳定，于是大理国摒弃了南诏时期为满足奴隶制发展需要，而频繁发动战争对外四处征讨以掠取大量人为奴的做法。大理国大致以分封性质的分封制为基础，对辖区内的段、高、杨、董等大姓封建领主进行分封，并允许子孙继承。对辖区僻地和边疆诸族采取的基本治策是：“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不归化者，兴兵而讨之。自是天下大化”。在处理与北宋的关系上，大理国始终持积极友好的态度，积极发展与北宋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双方间经济文化交流。因此，就整个北宋时期而言，大理国和北宋的地缘政治关系，始终保持着友好相处、互通有无和守境相安状态，在处理边界纠纷上不轻易诉诸武力，因而在整个北宋时期，大理国和北宋并未发生战事。在与北宋的政治关系上，大理国始终保持着积极态度，力求与北宋建立起稳定而和谐的政治关系。建隆元年（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在大理国的再三请求下，于太平兴国七年（年），宋太宗诏黎州守将于大渡河畔建造大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大理国遂与北宋建立了朝贡关系。自此以后，大理国多次派遣所属位于建昌一带的邛部蛮和两林蛮至宋朝朝贡，有明确史料记载，雍熙二年（年）、端拱二年（年）、淳化二年（年）、至道三年（年）、咸平二年（年）、景德二年（年）、大中祥符二年（年）和宝元元年（年），大理国皆向宋朝贡。除一般的朝贡之外，大理国还多次请求北宋王朝予以册封。值得一提的是，政和七年（年），大理政权向宋进贡马匹、麝香、牛黄、细毡、碧干山等物，宋廷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此次册封意味着大理国和北宋之政治关系达到顶峰。北宋与大理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受北宋北方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北宋后期，由于北方战事趋紧，宋朝约金攻辽，广州观察使黄璘又因曾引荐大理国入觐被罗织罪名并获罪，北宋遂有意冷淡与大理国的交往。为了改善与宋朝的政治关系，大理国将逃亡大理的侬智高斩杀函首以送宋朝，但宋朝对此举不甚信任，急令成都府和广西慎作备御。北宋在其存在期间始终与大理国保持一种“和”的地缘政治关系，对大理国进行政治上的册封，双方和平交往，守境相安。但是，北宋与大理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严重受到北宋北方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当北宋北方地缘政治压力轻缓时，双方间地缘政治关系开展的比较顺利；而当北宋北方战事吃紧，北方地缘压力增大，边防危机加剧时，双方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较为紧张，甚至是中断。当然，由于受唐末“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的观念的影响，北宋统治者对大理国的无端猜忌和阻挠，导致二者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就整个北宋期间而言，无论双方关系如何紧张，双方皆未诉诸武力，未出现兵刃相见的景象。大理国与南宋的地缘政治关系大理国与南宋的地缘政治关系，受北宋影响颇深。北宋末至南宋初年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上处于战争状态，北方战事吃紧，宋廷出现北部边疆危机，以致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仇恨进一步加深，进而间接影响了南宋和大理国的关系。缘于北方险峻的地缘形势及严峻的地缘危机，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更为松散和冷淡。年，宋室南渡，宋高宗仓皇立国，偏安江南一隅。在政治关系上，南宋高宗皇帝缺乏开疆拓土的勇气，基本上继承了北宋后期与大理国的关系，“即不复通于中国”。南宋与大理国继续以大渡河为界。与政治关系相反的是，南宋与大理国的经济关系则比之北宋时期更加频繁。这主要缘于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战事吃紧导致马匹来源减少，有时甚至断绝，严重影响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南宋主动与大理国开展经济联系，其主要目的是从大理国获取战争所需之马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就整个宋朝与大理国的地缘政治关系而言，在地缘上，大理国位于宋朝之西南边疆，双方以大渡河为界守境相安。北宋前期，大理国和北宋曾经建立起宗藩关系，双方保持着友好和睦相处的局面；北宋后期，受宋朝北方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双方间的宗藩关系中断。到南宋建立，继承了北宋后期与大理国的政治关系，尽管大理国多次至广西请求册封，皆为南宋统治者拒绝；就地缘经济关系而言，南宋北方地缘政治危机加剧，战马来源减少甚至断绝，大理国与南宋的经济交往比之北宋更加频繁和密切。整个宋朝与大理国始终保持着和平相处、守境相安的地缘政治关系。
